《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上半年（即2017年1-3期）在民族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内外民族理论和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探索。

一、国内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主要讨论了民族自决权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习近平民族理论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民族理论、民族地区的爱国主义和反对民族主义的研究。

《论民族自决权的概念内涵与适用条件》（西南政法大学黄一玲，《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认为民族自决作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曾在全球反殖民斗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民族自决权的内涵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论文分析了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民族自决权的丰富内涵，阐释了民族自决权与人权、主权之间的联系与差别，在对民族自决权进行正确解读的基础上批判民族分离主义行径，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安全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世界工业化进程与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形成发展》（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根山，《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工业化浪潮由西欧向全世界其它地方推进的时代，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基础，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产生的实践基础。工业化进程中交往的扩大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民族问题的新视角，工业化进程的拓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扩张是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地看待殖民主义作用的立足点，工业化进程的普遍性与民族特性的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证民族发展道路共同性与多样性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是指导当代中国解决工业化进程中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南。

《西北民族地区爱国主义的地域涵养研究》（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学俭、杜敏，《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指出，爱国主义在价值层面具有普遍性和通约性，但其培育和弘扬需落实于具体的场域之中，尤其要注重地域涵养，与本土文化相承接，与地域特质相融通，并从该地域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特色资源中汲取养分。西北民族地区爱国主义的地域涵养要从该地域深厚的民族文化、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载体出发，注重文化互动、信仰互鉴、资源互通，实现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族伦理文化协同发展探究》（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靳红娜，《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认为少数民族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存在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多样化的民族伦理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文化资源，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民族伦理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精神引领和价值导向。要促进两者的协同发展就需要运用辩证的思维逻辑，在差异性的基础上把握两者的内在契合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化，以及民族伦理文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

《论习近平少数民族脱贫思想的特色意蕴》（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唐旭昌，第2期）指出习近平少数民族脱贫思想是建立在他对贫困的深刻感知、长期扶贫工作实践以及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之上。高远的战略眼光、真挚的为民情怀、系统的理论思维、全方位的措施方略与务实的工作作风全面深刻地彰显了习近平少数民族脱贫思想的特色意蕴。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学习领会习近平少数民族脱贫思想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新时期两种民族主义的演变趋势及对策研究》（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坤，《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认为坚决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是我国民族工作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进入新时期后，受第三次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的波及、现代化进程的诱发以及历史上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残余的影响，两种民族主义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呈现出范围扩大化、表现形式多样化等新的特征，新时期防止和克服两种民族主义应该继续宣传落实我国的民族政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逐渐削减两种民族主义。

《民族“差异性”认知的“限度”》（忻州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王慧珍，《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认为尊重客观的民族“差异性”是民族平等的理性根据，也是多元文化保护、民族政策制定和国家建构的重要考量依据。但是，基于民族“差异性”认知的主观性，消极的认知直接影响着民族政策制定、地方政府行政以及个体对“差异性”的“越限”工具性利用，成为政治特权索求、经济利益索取、文化中心论的诱因，导致系列政治现象和民族问题。因此，民族“差异性”认知的限度制约着制度规范下相关机构和个体的行为限度，只有尊重文化差异，立足公民身份，坚守政治、法律、民族宽容的边界和底线，才能服务于长远的民族团结和国家政治稳定。

二、国外民族理论

《加拿大土著少数民族自治(权)刍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少青，《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指出，自治权是土著权利的重要内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治权是土著民族各项权利的“母权利”。论文简单回顾了加拿大土著民族自治权的历史概况，在此基础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拿大土著少数民族的自治运动及90年代中期被联邦政府提上日程的自治实践进行分析与评价，指出土著民族自治运动及自治权的实践在提升他们的自主性、改善他们的处境、一定程度上维护和保存了加拿大的土著少数民族文化，且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及困境。

《菲律宾民族关系的文化探析》（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刘燕、周玉忠，《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指出，经过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后，外来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菲律宾民族关系的发展进程。论文从文化视角，分层论述菲律宾的统治者与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在殖民期间，统治者通过宗教、语言和教育手段控制菲律宾的本土民族;独立后菲律宾政府继续尝试不同的文化NA手段调节民族关系。目前，菲律宾政府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尝试，已逐步修缮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与阿塞拜疆之间的跨界民族——列兹金人问题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尹绍伟，《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指出，列兹金人是高加索地区的土著居民，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苏联解体后，他们成为俄罗斯与阿塞拜疆之间的跨界民族。20世纪90年代初，列兹金人曾建立“统一”组织，为寻求自治而进行抗争。阿塞拜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列兹金人实行限制和同化政策，希望以此来增强列兹金人的国家认同。然而，这些政策非但未能消除列兹金人的离心倾向，反而使阿塞拜疆面临潜在的民族危机。阿塞拜疆应采取柔性的民族政策，促进列兹金人问题的解决。

三、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研究

《新时期云南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杨文顺、云南民族大学特姆，《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认为民族关系是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的一种重要社会关系。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特别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云南民族关系中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进一步拓展，但民族关系中各民族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凸显、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敏感性的特点更加明显，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诸方面多管齐下，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重构的春节：回族文化认同与宁夏民族关系研究——来自预旺镇的实证调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人文社科系秦江丽等，《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认为春节是汉族最隆重的民间节日，当回族以某种方式庆祝春节时，春节不仅是汉族的节日，更是族际交往的文化符号。宁夏同心县预旺镇是回族高度聚居的村落，通过实地调查该地村民的春节活动习俗，结合族群边界理论和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相关理论，认为在高度聚居的回族村落，村民们在维持其族群边界的同时跨越了文化边界，实践着族际文化认同的功能，构建了回汉两族“团结、团圆”的价值共意，从而促进了地方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