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是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国家级权威学术期刊，荟萃了民族研究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包括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在内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2017年下半年（即《民族研究》2017年4-6期），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版块一如既往地关注基于田野个案、区域调查的民族学人类学实证研究，以及理论问题、研究述评等理论层面的探索。
一、基于田野个案，分别对闽东农村地区经济互助组织的兴起与衰落、宁夏西海固回族扶贫搬迁移民的生存适应、海南美孚黎的居住空间建构与文化逻辑、阳江苗族代耕农的生存策略与制度困局等现象和问题展开深入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闽东农村地区互助会的兴起与衰落——基于坪村的田野调查》（作者周恩宇，贵州大学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副教授；黄丽瓶，女，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陈月巧，女，贵州民族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馆员。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闽东农村地区基于宗族共同体人情约束机制建立起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互助组织——互助会。进入21世纪，随着大量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共同祖先认同以及基于乡土社会的互惠礼俗观念逐渐淡薄，宗族共同体人情约束机制日渐缺失，互助会“倒会”现象频发。互助会的兴起与衰落，是当下中国农村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自我调适的一种折射。
《宁夏西海固回族扶贫搬迁移民的生存适应》（作者彭莫，女，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兆函，清华大学法学院；莫扬，女，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强调，宁夏西海固回族扶贫搬迁移民在迁入新的居住地之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思想观念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处于不断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过程之中。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但依然困扰于生计问题。其生产方式基本上完成了以务农为主向以劳务为主的转变，但仍然生活于乡土社会之中。他们在逐步适应快节奏、商品化的现代化社会生活理念与习惯，但保持着回族传统习俗和文化特征。实践表明，对贫困人口进行精确识别、加大扶贫力度的过程中，要注意到贫困人口自身主体性的发挥。
《海南美孚黎居住空间建构及其文化逻辑》（作者刘宏涛，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指出，海南美孚黎的居住空间不仅是人居的空间，有时也是祭祀的空间、被鬼占据的空间。基于人与鬼接触之后人会患病或死亡的文化观念，美孚黎建构了人鬼分殊的空间格局；基于人鬼相续的文化观念，美孚黎建构了人鬼相通的空间格局。以人对鬼既排斥又依赖的文化观念为基础，美孚黎对居住空间作出了时间上的划分，他们只允许鬼在特定的时刻进入人居的空间。由于人与鬼分处生死两端，人与鬼的关系也就是生与死的关系，人鬼相隔与人鬼相续的文化观念表达了美孚黎居住空间建构中生死相隔与生死相续的文化逻辑，在于实现对生的维护以及对死的超越。
《阳江苗族代耕农的生存策略与制度困局》（作者温士贤，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文山部分苗族群众因土地资源缺乏，陆续移入广东阳江，成为阳江苗族代耕农。他们借助各种生存策略在移居地建立起有别于当地村落的相对独立的代耕社区。阳江苗族代耕农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要困境，主要来自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限制。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如何赋予移民群体以平等发展的权利，将其整合到统一的政策框架之中，需要理论上和制度上的进一步探索。阳江苗族代耕社区的出现，为移民社区及移民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案例。
二、基于区域调查以及历史文献，探讨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问题
《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作者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在逐步卷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的同时，围绕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形成了现代中国社会不同层次的记忆，奠定了今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本文以记忆的多层性研究及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重新认识我国民族研究中的民族走廊和环南中国海通道，延伸了费孝通先生的民族走廊学说和全球社会理念，既关注不同区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记忆整合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又深入分析跨境、跨海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的关系，进而揭示多层性的共同记忆对于全球化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意义。
三、多元主体参与的人类学写作问题研究
《多义性作者：多元主体参与的人类学写作——基于“礼物之灵”诸文本的考察与辨析》（作者何菊，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认为，后现代人类学强调人类学家从来就不是参与写作的唯一主体，由此追问“多元主体如何进行人类学写作”。本文回到传统人类学作品，以“礼物之灵”诸文本为例，对多元主体参与的人类学写作方式进行揭示。事实上，人类学作品是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写作空间所塑造的，这些多元主体成为人类学作品的多义性作者。
四、民族志理论与范式专题研究
《线索民族志的线索追溯方法》（作者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从可观察性、可理解性、可追溯性、可关联性、可启发性、可把握性、可容廓性及可改变性对线索民族志线索追溯方法的特征与时代意义进行了归纳和分析。现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并未过时，在新的文化转型背景下出现了一种具有自我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转化植根于线索民族志的线索追溯方法之上。
五、边疆与民族互构的理论探讨
《边疆与民族的互构：历史过程与现实影响》（作者范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认为，民族与边疆作为与现代性有关的问题是从清末开始的。在民国年间，更由于政府的民族国家建设以及对主权的关怀，边疆与民族开始互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边政建设”的思路，但力图以一种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取而代之。在这一过程中，主权与民族继续成为关注焦点，但是通过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党和国家在治边的表述上和舆论上对边疆与民族有了特殊的表述，这些表述所达到的分类意义可以建立起一种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方式。本文希望通过梳理这一历史过程来增进一种新的边疆认识，改变对待边疆的常规看法，更多地将边疆视为多元互动的场域。
六、西方人类学气候变化研究的梳理与评析
《西方人类学气候变化研究述评》（作者李永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指出，西方人类学气候变化研究有着悠久的学科传统。当今的西方人类学气候变化研究形成了多种理论解释架构和方法论，重点关注气候变化成因的文化解释、气候变化影响的民族志调查与研究、气候变化的应对与适应方式。西方人类学气候变化研究在全球性协商和跨学科对话中逐步走向成熟，在未来发展中具有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