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族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环境思想和理念，是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发展的内在原动力。近期有关民族文化中生态思想研究主要有云贵高原东南缘低山丘陵区的多业态农耕中民族文化的生态适应表达、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水资源管理的生态文化理念、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的生态系统维系功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反生态思想产生的缘由及消解策略等。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孙秋在《多业态农耕:文化适应在云贵高原东南缘低山丘陵区的双重表达》（《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一文中，阐述了云贵高原东南缘低山丘陵区的多业态农耕是相关民族文化对生态和社会适应的双重表达。具体到我国云贵高原东南缘的“新月形地带”而言，这片低山丘陵地区生息着十多个民族，多业态经营也是这里传统农业经营的共性。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农、林、牧、副、渔、狩猎采集、手工加工、集市贸易等，分属于各不相同的产业。但是在这片“新月带”，上述各种区分并不具备实质性的意义，大到一个片区，小到一个村落，甚至一个家户，上述产业总是融为一体，并行存在。作者将这里的农耕体制合称为“多业态农耕体制”，以便最大限度地解释其共性特征。这样的共性,乃是所处生态环境大致均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所使然。不过,这样的生态系统内部还存在着区段性的差异,以至于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多业态农耕,也呈现出一定的内部差异。但不管是共性还是个性,都与相关民族作出的文化适应息息相关。作者认为对多业态复合农耕体制而言，要做好传统农业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目前正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现实:一方面，这片低山丘陵“新月地带”的传统农业，绝大多数都面临濒危处境;另一方面，他们又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福音。就濒危性而言，其间的主因与我国一段时间以来将农业弱质化的定位息息相关。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未来，转机就在眼前。随着“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秀美中国建设”等一系列重要国策的提出，中国传统农业遗产的辉煌，已经变得可期可待了。事情很清楚，中国的传统农业总是与生态农业产品、与环境的改善息息相关。本文所探讨的低山丘陵区的多业态复合农耕体制，其间保存着数以百计的农业遗产项目，其分布地涉及湖北、重庆、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广东七个省区市。如果经过发掘、整理和创新利用，不仅会对相关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扶贫攻坚发挥积极的作用，对生态环境维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也将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杨京彪在《基于民族生态学视角的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水资源管理研究》（《生态学报》，2018年第9期）一文中，阐述了作为山地农业的典型模式之一，哈尼梯田以其悠久历史和文化景观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的成功之处在于有效的水资源管理，但对其制度建设和生态文化内涵的综合分析尚待完善。论文基于民族生态学视角，结合生态学、民族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哈尼梯田水资源管理的制度建设及其生态文化内涵进行解读。研究表明，哈尼族社区通过以涵养和分配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完美地解决了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这一难题，而以迁徙文化、宗教文化、习惯法以及传统知识为支柱构建的生态文化体系则是保障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和有效实施的生态文化内涵。哈尼梯田水资源管理的制度建设与生态文化理念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完善我国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黄龙光在《论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的社会功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年第4期）一文中，阐述了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是西南各族人民千百年来不断适应自然而创制的一系列物质、技术与制度的文化综合体,主要包括水信仰、水技术与水制度等主要内涵。作为一种本土生态知识的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是西南少数民族长期适应西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并对水的自然属性及与人类的关系进行全面观察、思考并认知后形成的一套有关水生态观念、知识和技能，这些涉水的生态观、生态知识与技能历经代代相传，不仅围绕一系列治水、用水等水事活动潺潺流淌在代际教习的口耳相承之中，同时被拥有文字能力的那些少数民族写入民族典籍成为经典，这些经典与相关仪式相配合，反过来指导和规约着包括水神祭祀等在内的相关水事实践。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自然流淌于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文化功能论观察,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发挥着生态系统维系、物质生产促进、宗教精神寄托、民族文化传承与地域社会整合等相关社会功能。在日常具体的水事实践当中,以上几重社会功能同时联动发挥,对作为一个生态共同体的西南少数民族产生一种集生态、社会与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效能。传承、保护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要确保持续发挥水文化的原生功能,这不仅对当前人-水紧张关系的缓和有所启示,而且能为边疆民族团结、生态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借鉴。

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卢艳玲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反生态思想产生的缘由及消解策略》（《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学术界对于文化的研究一直都存在雅与俗、良与莠、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等一系列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范畴，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也不应该有所例外。但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缺少辩证分析的色彩。论文重申了辩证分析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必要性，阐述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概念、特征及区分标准等，分析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反生态思想形成的原因，并对其消解途径提出了一些看法。关于反生态思想的概念，作者认为根据生态文化的具体内容，即人们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行为等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结果而将其区分为“生态思想”和“反生态思想”。反生态思想是指那些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对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平衡发挥负面、消极作用的文化成分，即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糟粕”。关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滋生反生态思想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干旱、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是当前西部地区的主要特征。生态环境的变化，迫使生活在当地的人们不得不举起“保护生态”的旗帜，那些原本属于本民族自然的放牧、人口繁衍等生产、生活方式，在新的历史时期都不得不重新审视，一旦超过生态环境承载的能力就变成“反生态”的生活方式。二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西部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在进行耕种的时候对土地进行适度的开发，并采取各种形式减少与神灵的冲突。例如，佤族人在耕种的过程中，为了使土地上的森林在砍伐之后获得复生的机会，他们在连续使用一块土地两年后就会放荒8-10年。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开发力度的增加和人口数量的增多，人们逐渐缩短了土地轮歇周期和范围，致使所有的轮歇土地都变成了永久的固定耕地，很多甚至被开发成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三是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哈尼族的传统观念中，人类与自然万物“同源共祖”，视土地为自己的亲人和伙伴。但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人定胜天”和无神论思想的主导下，非理性的“大炼钢铁”除了使很多森林遭到砍伐，连同哈尼族凭借万物有灵的神灵信仰保留下来的寨神林和风景林也未逃脱厄运。四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从目前关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成果来看，很多学者梳理出来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都是与该民族的生产力水平偏低、科学技术不发达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人类文化也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消解过程就是重构、整合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体系的过程。作者提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消解对策应该主要两点首先，一是摆正态度，正确认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的关系。针对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而言，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并没有完全与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进程完全适应，其中一部分出现了与现时代冲突、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成分，为此，我们应该用辩证的观点正确看待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构成成分。二是加强研究，正确梳理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对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进行深入、系统、辩证的研究是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首要步骤。通过理论工作者对文本文献的整理和现实生活的田野调查，梳理其中的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再通过一些知识普及读本等方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普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帮助人们分辨清楚哪些是精华，为什么是精华，通过哪些途径可以弘扬;同时也要分析哪些是糟粕、为什么是糟粕，用什么合理的手段可以剔除它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