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类学是致力于人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人类的生存一直同邻近的土地、气候、植物以及动物种群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并对其产生影响，环境因素亦反过来作用于人类。生态人类学试图探讨人类群体如何适应塑造其生存环境并伴随此过程形成相应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简言之，生态人类学希望对人类社会文化作为适应环境的产物做出唯物的说明。本期民族生态学研究动态就生态人类学理论以及应用实践进行论点摘编。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罗意在《反思、参与和对话:当代环境人类学的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一文中，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环境人类学”蓬勃发展，并逐渐取代了“生态人类学”之名。毋庸讳言，生态人类学为环境人类学提供了丰厚的遗产，但“环境人类学”绝非“生态人类学”之别名，也绝非生态人类学自然“进化”之结果。布若瑟斯指出，环境人类学与传统生态人类学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断裂”。生态人类学关注特定生态系统的地方适应，强调适应的重要性。环境人类学则从社会与文化的后结构理论、政治经济学、跨国主义与全球化理论中汲取营养，关注权力与不平等、文化历史形态的偶然性、知识生产体制和跨地域进程加速的重要性。环境人类学的发展是当代人类学研究范式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人与自然关系变迁的回应。环境人类学批判传统生态人类学中"自然-文化"关系的研究,并反思人类学中"自然-文化"的二元论。环境人类学家以"参与"为价值伦理,倡导跨学科和从全球到地方层次的对话与合作,强调通过民族志基础上的"地方经验"回应全球环境变迁,以求在全球性环境问题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环境人类学的发展是当代人类学研究范式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人与自然关系变迁的回应。论文对环境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和趋势进行初步探讨。用“反思”指对生态人类学向环境人类学迈进的复杂图景，用“参与”指环境人类学的价值伦理，用“对话”指围绕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跨学科和从全球到地方各层次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李然、李兴军在《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理念与实践研究——基于云南省环州大村的人类学考察》（《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一文中，阐述了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在云南提出并得到了较好实践, 它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 以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为目的。“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概念在《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2013) 中被提出。它和许多文化生态保护模式一脉相承。依据生态人类学“文化生态”理论和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政策保护规定, 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更加注重生态性, 缩小规模、突显文化同质性, 尽量避免与其他民族文化出现保护上的交叉, 是一种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小规模保护策略。环州大村隶属于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环州乡, 是环州乡政府所在地。这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传统文化形式和内涵保存完整, 自然生态环境良好, 是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典型案例。作者于2015年-2017年对环州大村彝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多次调研, 对“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理念、模式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进行了总结与思考。研究结果表明建设理念、政策规范性、村民主体意识及加强民族村寨社区建设是保护区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背景下和现代化进程中, 该模式有利于促进文化与生态、社会、经济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