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笔者对费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遗产，一直都在追随并试图有所发展。2004年，曾经尝试着将费先生经典的“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发展为“城市版”；2016年，再次尝试将费先生经典的“差序格局”理论转变为“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今年是2017年，恰逢“文化自觉”提出20周年之际，笔者试图对被众位同行推崇的“文化自觉”，进行冷静地评述、反思和检讨，并希望通过本文，将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思路从“文化自觉”引导到“文化自信”的路径之中去，直面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性转向。

对“文化自觉”的评述和反思

笔者对“文化自觉”的评述、反思和检讨，可以分述为如下3点：

(一)费先生的“文化自觉”明显地带有老一代学者的学术印记。当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10多年后出现显著的经济腾飞之时，费先生以87岁高龄在反思自己60多年来的学术思路后，基于对中国社会文化现状的长期考察与思考，响亮地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念。“文化自觉”虽然是在20世纪末提出的，却带有20世纪初老一代学者身上的那种文化忧虑和企图振兴民族文化的潜在用意。

(二)费先生的“文化自觉”启迪了一批中国学者的研究思路。当费先生1997年提出“文化自觉”之后，仿佛给文化理论贫乏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一方面，立即受到了国内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等积极追捧，并对“文化自觉”进行了诸多阐释和评述。在过去的20年间，“文化自觉”这一理念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界已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至今仍有一些学者津津乐道。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依然在探索着应用“文化自觉”理论，并将其与中国文化现状相结合进行深入的理论解析，试图从学术上探索中国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三)费先生的“文化自觉”理念带有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色彩。费先生把“文化自觉”的历程概括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笔者认为，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在现实世界中，文化或文明之间不可能都是和谐共处的，而是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与冲突。费先生所说的“美美与共”的文化宽容境界，带有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色彩，在我们这一代人可以预见的未来，很难亲眼看到“美美与共”的超然境况。任何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关系，不只是“美美与共”或“文明的冲突”，而是存在着对立、同化、并存、联结等多种关系或状态。

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性转折: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一)中国文化思想既要有“文化自觉”，更要有“文化自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曾经一度衰落，中国人曾经一度丢失了文化自信，充满了文化焦虑。因此，在20世纪末期，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是合适的、有用的。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是一个认识和行动不断深化的过程。“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更高要求，拥有“文化自信”才能讲好中国“从哪里来”，拥有“文化自信”才能讲好中国“去向何方”。在这个历史性的新发展阶段，现如今，中国光有“文化自觉”，显然是不够的，更应该有“文化自信”;有了“文化自信”，才能有学术自主、学术自信。中国既要有“文化自觉”，更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关系既相互关联，又相互递进。

(二)在“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如何担当起形成中国文化思想之重任。20世纪末，费先生根据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和理念，曾经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带来了一股新风;21世纪已过去了10多年，有一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怀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理念，已经和正在对中国(包括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转型进行大量的调查，试图将自己的研究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讲好中国智慧、中国故事。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几位知名学者分别提出了“社会科学中的中国文化自主性”、 “中国学术界不能只是引进”、“中国学界为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终结了”等观点，这说明中国学术界正在进入“文化自信”时代。现在，有一些中国学者已经抛开“西天取经”的信念，认真调查和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现象，并且已经根据本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一些既符合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新概念、新理论，甚至新的研究范式。在“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吾辈应承担起形成中国文化思想之重任。

(三)面对中国与世界的新型关系:以“文化自信”心态，讲述好中国智慧，书写好中国方案。中国是世界大国之一，我们应该采用新型的全球观：站在国际关系新格局的高度，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全球的关系两个角度来分析，客观地看待中国与相关国家正在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既要有“文化自觉”，更要有“文化自信”，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第一，要客观地理解和看待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对立或同化这种简单的二元关系，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多元关系。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对立，也不是同化;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有对立也有同化，还有并列和联结等。第二，要清楚地了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包括亚非拉各个西方前殖民地国家、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因为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存在着中国威胁论的防范心理。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国际环境中，面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新型关系，中国不可以再奉西方文化为尊上，必须要有坚定的中国之“文化自信”，才能在不同文化的对比和互动中稳住根基，获得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和国际对话的平等地位，增强中国自身发展的能力，坚定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正在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面小康的大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现如今，中国仅有“文化自觉”是不够的，更应该有“文化自信”。有了“文化自觉”，才能有“文化自信”;有了“文化自信”，才能有“文化自强”、“文化创新”。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今世界，只有做到“文化自信”，才能在不同文化的对比和互动中获得文化选择的能力和地位，继而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动力和文化创新的能力。

笔者衷心希望:“50后”“60后”这批成熟的老一代学者与“70后”“80后”这批新一代学者甚至“90后”学人一起，共同努力，最终实现我们共同的文化思想目标:反思中国的历史遭遇与现实状况，面对中国与世界的新型关系，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深入探讨中国百年未有之经济社会结构全面转型。通过国内外的各种场合与媒体，写好和讲好中国智慧、中国故事，最终形成一些既是中国特色又对全世界有贡献的理论和学派。如此，中国的文化思想就有了世界性，才会赢得国际学术同行的真正尊重。

（摘编自《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性转向》，马爽/摘编）

（作者简介：张继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