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形式、语言环境、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具有动态性、开放性、整体性的特点。加强文化生态的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互相依存，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有关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传承的一直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文对近期的相关研究论点进行了梳理和论点摘编。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所詹双晖在《文化生态保护中的文化空间与文化传承主体保护——以广东连南排瑶文化生态保护为例》（《文化遗产》，2018年第1期）一文中，阐述了文化生态保护的关键在于对传统文化空间与文化传承主体的有效保护。并针对广东省最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连南瑶族聚居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保护举措。连南瑶族自治县是广东省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的排瑶聚居地。千百年来连南瑶族先民在粤北大山深处创造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遗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连同其生产、生活的古排、盘王庙等文化空间形成了具有鲜明族群个性的连南排瑶文化生态体系。然而，连南瑶族同胞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原生态文化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许多瑶族古村落、古建筑整体风貌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以及民俗传统、民间工艺等连南瑶族传统文化已经出现传承断层，陷入濒危，亟需对文化生态进行整体保护，而文化生态保护的关键在于对传统文化空间与文化传承主体的有效保护。作者认为，应当按全面整体保护、特色村寨保护与遗址保护三类标准对连南排瑶传统文化空间予以分类保护，并建立涵盖瑶族民众、代表性传承人、传承组织机构在内的文化传承主体保护机制，唤醒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瑶族民众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其在传统人文土壤里继续生长，使保护工程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具体来说，在连南排瑶传统文化空间保护方面：一是古瑶寨保护，包括全面整体保护、瑶族特色村寨保护和古瑶寨遗址保护；二是盘王祖庙保护；三是瑶族梯田的保护开发。在建立涵盖瑶族民众、代表性传承人、传承组织机构在内的文化传承主体保护机制方面：一是保障族群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包括明确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义务、重视重大民俗节庆活动对普通传承人文化认同与传承的重要作用、建立并完善连南瑶族乡土文化教育体系、保障一般传承人在文化生态保护中得到实惠；二是重点保护各种文化事项代表性传承人，包括建立完整的四级核心传承人保护名录、增强代表性传承人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意识与责任、大力扶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文化传承活动；三是重点保护各种文化事项代表性传承人。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王明月在《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生态保护与手艺人的身份实践——基于黔中布依族蜡染的讨论》（《民俗研究》，2018年第2期）一文中，阐述了文化生态保护带来传统手工艺保护理念的重大变革，因此文化生态对手工艺生产活动的作用出现了更多的讨论空间。根据布依族蜡染艺人与文化生态的案例，作者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对文化生态的理念做出反思：首先，文化生态是文化同一性与行动多样性的统一。以往我们虽然充分关注了作为同一性的文化生态，但忽视了手工艺人在其中生产活动的多样性。布依族蜡染的生产活动说明，手工艺人在同一性的文化环境中养成艺人身份，其行动体现着共享的地方性知识。与此同时，他们相应的身份实践又都保留着自己的能动性，也正是在这些能动性中蕴含着文化生态变迁的潜力。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更包容地看待手工艺人的创新行为，它是手工艺文化生态的重要动力，并不是违背文化生态规则的忤逆行为。其次，文化生态是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统一。必须承认，手工艺的文化生态相对而言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手工艺人根据社会文化情境的身份做出的即兴行为也在时刻改变着文化生态。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寻找虚幻的本真的文化生态。相反，应以此时此地的文化生态为基础开展动态的文化生态保护行动更为实际。再次，将“心态”与文化生态结合。手工艺的文化生态保护不仅仅应注重保护其他文化要素，也值得注重对人群心态秩序的建构。在布依族案例中，手工艺人对艺人身份的建构就是这种心态秩序的具体体现。只有手工艺人心态秩序得以稳定，手工艺的文化生态才得以可持续发展。在新的文化生态理念基础上，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生态保护实践也会有新的解读：手工艺的文化生态保护策略应以手工艺人的实践为中心。虽然当前的文化生态保护也在着力保护传承人，但是资金支持等方式是否达到了保护与传承手工艺的目的，我们需要有一套合理的评估体系。正如布依族蜡染文化生态与手工艺人相互作用过程所示，文化生态对手工艺的影响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这一条路径便是民众互动基础上手工艺人的身份实践。因此，任何的文化生态保护措施都需要认真评估它对手工艺人身份建构的实际影响，也需要跟踪手工艺人相应的生产活动情况，这将利于保障传统手工艺文化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效果。

湖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王伟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对岳家拳文化生态的田野调查》（《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一文中，以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为指导，对岳家拳历史源流与文化特性进行剖析梳理，同时深入湖北黄梅、武穴地区进行田野调查，重点考察岳家拳保护与传承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困难、问题，并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因素，为岳家拳保护传承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参考。调查发现：黄梅、武穴地区是岳家拳起源与传承的主要地域范围，后经时代发展向周边省份延伸;岳家拳套路拳法众多，技艺独特，理论内涵丰富，具备简单易学、灵活多变、虚实隐蔽、内外合一、以气生力等特点;岳家拳的传承生态受现实制约不容乐观，尤其是传承方式重技术轻理论、地区主管部门支持力度不够、组织能力欠缺是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作者提出作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岳家拳的传承工作是政府治理的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为了保护弘扬岳家拳的民族精神、教育子孙后代，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扎根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全球文化竞争中保持民族主体的文化优势，岳家拳未来的保护方向须紧随时代脚步走创新之路，努力克服实际困难。同时需要深刻把握岳家拳恒定性与活态流变性规律，以法律为根本依据，在全面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扩大关注度，增加地方财政支出，加快岳家拳专项立法工作，建立健全保护流程和传承机制，解决传习人群实际困难，激发传承人的智慧和积极性。政府与民间应携手并进，形成全社会的文化自觉行为，有效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供借鉴。

贵州大学音乐学院杨胜兴在《武陵山区薅草锣鼓的社会文化生态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一文中，采用实地调查和文献考证的方法，对武陵山区地域文化的构成、民族组成与关系、社会生产、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薅草锣鼓生存的社会文化生态。武陵山区是由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和夜郎文化构成的多元的地域文化。由于该区民族分布是小聚居、大杂居、交错穿插的格局，因而当地人在生产生活、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都比较趋同，从而使得薅草锣鼓在这里得以广泛流传和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本文对武陵山区薅草锣鼓的社会文化生态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探寻薅草锣鼓的保护策略，而且能够推动薅草锣鼓的研究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