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从未停止过与贫困斗争的脚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以看作一部从落后、愚昧走向繁荣、文明的反贫困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提升至治国理政新高度。2017年6月，习近平指出，“脱贫攻坚工作进入目前阶段，要重点研究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提出了“破解深度贫困”思想；11月，中办、国办联合下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全面吹响了决战深度贫困的集结号。

一、习近平“破解深度贫困”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理论意涵

习近平“破解深度贫困”思想的形成既丰富和发展了经典贫困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贫困观，又坚持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相统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贫困观的中国化进程。

（一）习近平“破解深度贫困”思想是经典贫困理论的新发展

贫困最早被界定为人口贫困、收入贫困，随后，代际贫困、多维贫困、空间贫困、能力贫困等概念相继出现，制度限制、权力剥夺、环境脆弱等既是贫困成因也是不同表现类型。与分散性的个体贫困的差别在于深度贫困表现为不同规模群体性、整体性的福利缺失，习近平“破解深度贫困”思想指出民族地区位列贫困高发区，“三区三州”是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

（二）习近平“破解深度贫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贫困观中国化的新实践习近平“破解深度贫困”思想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反贫困实践，是对实践经验和理性认识的进一步升华，也是在更宽广的视角下研究和运用中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特色的。习近平“破解深度贫困”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贫困观的继承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现实价值。习近平“破解深度贫困”思想为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提供了根本遵循，标志着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新时代。

（三）习近平“破解深度贫困”思想是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新体现。习近平“破解深度贫困”思想聚焦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统一，体现了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的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

二、“三区三州”深度贫困现状、表现及特征

深度贫困地区在国家层面主要指“三区三州”，即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精准识别是精准脱贫的前提。“贫有千种、困有百样”，“三区三州”致贫原因更复杂，贫困持续时间长，脱贫难度更大，精准识别深度贫困现状与成因的任务更重、更迫切。具体表现为：贫困面广，脱贫难度大；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贫困类聚；区域发展劣势明显，发展位次较差；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低；对扶贫政策具有高依赖性。

三、“三区三州”深度贫困成因分析

由于自然、地理、文化、历史、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三区三州”基础设施薄弱、自然资本脆弱、文化观念落后、市场化程度低，以及国家政策规划的限制，是导致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

（一）薄弱的基础设施导致特殊的资本贫困

特殊的地质地貌及气候环境导致“三区三州”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施工难度大、使用寿命短，不利于当地形成系统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严重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削弱了其脱贫的能力和水平。包括农户住房和家庭设施滞后；基本公共服务落后，有效供给不足；

（二）自然资本制约导致特殊的生态贫困

尽管学界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持不同意见，但事实是贫困群众大多居住在自然资本匮乏与环境恶劣的高寒地区、深石山区，贫困地理环境的空间分布特征明显。典型的空间区位决定了特殊的生态环境，而特殊的生态环境又直接制约着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特殊的生态贫困。

（三）封闭的文化观念导致特殊的顽固性贫困

以往扶贫理念以物质供给为特征，忽视对接贫困群体的文化要素，常常导致简单的“给予—获取”的扶贫悖论。实现可持续性脱贫，须改变这些群体的贫困观、发展观，使其逐渐与现代的致富观接轨。

1．文化贫困。深度贫困地区交通相对封闭，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相脱节。文化的落后使贫困户对贫困本身和扶贫政策缺乏认知能力，缺乏脱贫的内生动力，自我脱贫意识不强。解决贫困问题不能靠简单的说教，而应从深层次处理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对接问题。

2．宗教影响。“三区三州”大部分少数民族群众有宗教信仰。宗教对农牧民习俗和生活方式影响十分明显：一是宗教影响着居民的思想意识和生产方式；二是宗教对群众接受现代教育的影响较大；三是宗教深刻影响群众的生活方式；四是宗教影响着地缘政治。这些特殊的宗教、历史、文化、地缘因素使贫困问题更加复杂多变，导致了特殊的顽固性贫困。

（四）较低的市场化水平导致特殊的收入贫困

“三区三州”历史上一直是以农耕畜牧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恶劣闭塞的自然环境以及原始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广大居民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农牧业生产率和农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低。具体表现为：1.产业化水平低。2．扶贫效益溢出。

（五）政策规划限制导致特殊的发展贫困

“三区三州”特殊的生态环境需要特殊的政策规划，而特殊的政策规划也决定了特殊的发展方式，导致了特殊贫困类型。

四、破解深度贫困的政策建议

当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任务十分繁重，越往后脱贫的骨头最难啃、越往后山头最难攻克，深度贫困地区条件最差、基础最弱、贫困程度最深。作为国家深度贫困主战场，“三区三州”地理区位重要，生态环境特殊，贫困区域面积大，贫困类型特殊且多样化，扶贫脱贫难度大，既需要国家、各省（区）的扶贫合力，又需要以更加精准的手段、切实的措施、详细的规划实施精准脱贫，在帮扶政策、力量、机制上推出加强版、创新版、精准版。

（一）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三区三州”专项扶贫规划

区域协调发展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之一，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从2011年以来的片区脱贫攻坚来看，区域发展相对差距总体缩小，但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围绕精准扶贫发力：第一，以实施专项扶贫规划为契机，提升扶贫方式的精准度；第二，以区域协调发展为视角，提升扶贫定位的精准度；第三，以多维贫困为视角，提升扶贫内涵的精准度；第四，以分类指导为视角，提升扶贫手段的精准度。

（二）利用扶贫政策的依赖性来提升政策效应

深度贫困的重要特点是贫困户的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生存水平，无法满足改善居住条件、教育、卫生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应充分考虑“三区三州”农村贫困人口特殊性，合理调整国家扶贫政策，加大特殊扶贫政策力度，落实差别化扶贫政策，提升扶贫政策效应和有效受益率。

（三）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充分发挥宗教在扶贫中的“正能量”

在一些地区，宗教信仰已成为群众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追溯一些贫困户惜杀惜售背后原因，除了宗教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外，也有保生存、求发展的经济背景。因此，应充分发挥宗教文化和寺院教育的积极作用，以更大动力和条件展开社会教育。各级政府应为“三区三州”精准扶贫和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有效抵御境外宗教势力的非法渗透。同时，应提高有宗教信仰的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充分发挥宗教文化资源的优势，努力引导宗教界参与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

（四）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实现资金来源与渠道多元化

第一，继续加大各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导向作用；第二，继续提高对口援助资金的投入水平，第三，强化引导并规范社会资金参与扶贫开发。

（五）加快内生动力培育

一是扶贫先扶志，增强贫困户脱贫信心和意愿，深度贫困地区群众应相信依靠自身努力、借助政策优势能够如期实现脱贫。应加强贫困户对贫困的认知、对国家扶贫政策的认知；二是扶贫必扶智，提升贫困户人力资本，文化教育落后是造成“三区三州”贫困的主要原因，并由此形成能力贫困。长期看，需要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短期看，应探索能与这些贫困群体产生对接的文化要素。三是扶贫强机制。应积极发挥乡规民约在精准扶贫中的积极作用，倡导现代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摘编自《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李俊杰、耿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现状及治理路径研究--以“三区三州”为例》，马爽/摘编）

（作者简介：李俊杰，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耿新，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