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语文的传统研究
汉语文的研究从传统的小学发展为现代的语言学是一段漫长的学术之路,算起来有两千多年,可区分为语文学和语言学两个方向。汉语的语文学,以小学为基础,形成历史悠久的传统经学,是国学的基础,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重大影响。汉语的研究,历史悠久。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众多学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逐步形成了汉语文研究的传统。
传统的汉语文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
(1)形音义相为表里:音和义是语言最核心的要素,形是字形,是文字符号。语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故字形是基础,透过字形才能窥见语言的本质。
(2)通其条贯,考其文理:段玉裁批评研读《说文》的前辈,说他们“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条贯”“文理”,是条理,是体系,是一以贯之的思想,是圣贤倡导的“道”。王念孙说“训诂之道大明”,说的就是这个“道”。
(3)扎实的基础工作:“道”固然重要,然不能束书不观,空谈“理”。知其典要,观其会通,是抬头望路。做学问,还得低头拉车。段王的学问,皆是苦心孤诣,辛勤寻求,千辛万苦得来的。
(4)一心向学,孜孜不倦,持之以日:理论重要,动手研究更重要,尤其重要的是恒心,而有恒心的基础,只能是对学术的喜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何借鉴汉语研究的传统,把汉语研究的传统跟民族语文结合起来,形成类似于乾嘉学派的民族语文学派,把民族语文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值得我们思考。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传统,各家归纳可能不一样,上文所列举的只是乾嘉时期段玉裁及王念孙父子的一些特点,但也可以代表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特点,或者说,最主要的特点。现代语言学有一分支学科,即田野调查。田野调查以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研究为基础。语言调査和描写的目的往往不同,调査的方法、取得的材料、描写的方式也就多有不同。汉代扬雄的方言调査,欧洲方言地理学派的调査,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的语言普查,目的不尽相同,材料处理的方法不同,传世的记录各有特点。
二 中国的民族语文和语言学
中国的语言学应包括民族语言学。民族语文和汉语文并行不悖,但由于研究取向、材料和一些方法上的差异,如同车行两股道,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倾向,这不利于中国语言学的健康发展。这些很早就引起学者的焦虑,并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如何进一步加强相关的研究,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学者的建议大致有以下几端:
第一,学者最先意识到民族语言语料的重要价值。中国境内民族语言数量多,形式复杂多样,学者认为这些民族语言的语料,对于汉语,尤其是汉语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
第二,强调汉语在汉藏语系语言里的参考价值。前面学者强调汉语研究从民族语文那里借用资料,把民族语文作为研究汉语的参照。另外一些学者重视汉语在汉藏语系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民族语言研究,应该更多地吸收、借鉴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有本土特色的民族语言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把汉语研究同民族语言研究完美地融合起来,使“中国语言学”不仅包括汉语研究,也包括境内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我们认为,研究民族语文的学者应该熟悉汉语文献,具备阅读汉语文献的能力。更高层次的是深刻理解汉语研究的传统,熟悉汉语研究的方法,并加以吸收和借鉴。在汉藏语系里汉语的历史悠久,文献古老。这是我们研究汉语,乃至整个汉藏语系最宝贵的资料。我们要把中国的民族语言研究好,尤其是要把整个汉藏语系的历史弄淸楚,离不开汉语文献。前面我们归纳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特点,主张中国的民族语文研究要借鉴这些经验,把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优秀方法运用到民族语言的研究中,使中国的民族语言学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一部分。民族语文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民族语文资料汇集
汉语研究重视基本资料的编纂。以小学为基础的中国学术,非常重视文献的收集、整理。这个优秀的传统值得我们民族语文学界学习和借鉴。民族语文资料的收集整理还赶不上研究的需求。一个成熟的学科应该有充分的资料的支撑,没有数量庞大、校勘精良、注释详尽的资料,这个学科要想发展是很困难的。中国的民族语文学界在资料建设上应该向汉语学界学习。
(2)民族语文研究的梳理
汉语学界注释资料的建设形成了一套可操作性很强的方式。详实的资料保障了研究的需求,汉语研究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跟汉语学界重视资料建设有很大的关系。学术是长期的积累,个体以及一个时代不可能把一个学科建设得完美。每一个学者的成果都是极其分散、零碎的,这些成果散落在不同的文章或著作中。只有把这些成果汇编起来,才能造福学界。中国的小学以及以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科,非常重视学术成果的收集整理。汉语研究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为了让后进者快速了解,充分地吸收、借鉴前人的成果,学术界很重视学术成果的纂集。只有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才能把学术研究往前推进。而中国的民语界,由于学科成立晚,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学术积累无法跟汉语界相比。在这一点上,民语界应该好好地向汉语界学习,学术积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3)字词典的编纂
汉语研究特别重视字词典的编纂。学术展开形成了不少的成果,这些成果或以字词典的形式里现出来。民语语言学界也很重视字词典的编纂,例如《藏汉大辞典》《緬汉词典》《苗汉词典》等。这些词典对于民族语文的学习有些作用,但一般都收词过少,释义稍嫌简略,产生的影响也很有限。
(4)学科的交叉发展
中国传统学术还讲究跟临近学科的交融,如文史哲不分家,学习语言的人要加强史学、哲学以及文学等学科的学习。一个语言如果有古老的文献,对于这个语言的学习及研究会有极大的帮助。印欧语言中,不少语言的文字出现比较晚,但是研究印欧语言的学者对希腊文、拉丁文都极为重视,从中汲取养分。汉语也是如此,虽然汉语方言众多,但汉语文献却只有一种,它对于研究汉语的不同方言也有帮助。比照印欧语、汉语的情况,各个语族都应该研究其古老文献。我们把这些语族的文献当作共有文献,从学理上看也是可行的。比如研究藏缅语族语言,不管是其中的哪个语言,都应该研究藏文、缅甸文,以及现在己经停止使用的西夏文。研究侗台语族语言,都应该研读泰文、傣文,了解古老的方块壮字。这个问题值得民语界讨论。汉语文献里留下了几篇很重要的用汉字记录的古老的民族语言,值得民语界关注。《白狼歌》《越人歌》,郑张尚芳先生(1993a、1993b、1997)分别用緬文、泰文来解读。这种解读是成功的。
三 结语
中国传统的语文学主要研究的是汉语。汉语研究历史悠久,形成了一整套良好的学风,有一整套可操作的切实可行的理论和方法。汉语学界的这些成就是宝贵的遗产。民族语文的研究,西方学者始开其风气,后引进国内,经过百十年的研究,己经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汉语和民语的研究,是两条不同的路,以前并行不悖,往来不多。在民族语文研究中,大家关注的都是民族语文的语料,对汉语研究尤其是汉语史研究却不是很重视。本文提出民族语文研究应该同汉语学界多交流,吸收借鉴汉语学界的一些优良的传统和方法,使民族语文研究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特别强调两点:
第一,汉语学界跟民族语文学界要拆掉横亘在这两个学科之间的藩篱,互相学习,相互借鉴。汉语学界首先应该向民语界学习。民语界重视田野调査,记录和分析了大量翔实有用的语言材料,这是我们研究汉语的宝贵材料。民族语言众多,语言事实多样,对于我们研究汉语有极大的帮助。
第二,中国的民族语言研究应该进循西方经典的历史语言学理论,运用现代西方的语言学方法。民族语文的研究,秉承的是西方的历史语言学。我们主张民语界向汉语界学习,使民族语言学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一部分,并不是要中国民族语言研究放弃西方语言学的传统,割裂跟西方语言学的关系。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索绪尔把一种语言或方言看作是一个系统。到了20世纪上半叶,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出现了布拉格、哥本哈根和美国的结构主义等三个语言学派。如李方桂先生继承的是美国的结构主义学派。我们国内的一些语言学观点可归于描写和历史等不同领域。
梅耶强调把语言作为系统来研究,而且在语言的系统中还包含着一些系统。他强调语言有语音、语法和词汇3个系统。其实语法和词汇系统不如语音系统那样严密,词汇往往是大杂烩,语法系统里常包含着互相独立的条条块块。如汉语,基本上是一种分析型的语言,实质上又有粘着和屈折形态。俄语格系统是典型的屈折形态,时态系统是粘着的。梅耶(2008:59)说:“任何土语都有它自己的系统,我们应当经常想到每一个细节在每一个系统中的地位。”“只是孤立地研究一个词或者一小组词,一个形式或者一小组形式,这种支离破碎的办法是会葬送整个历史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对于语言的理解己经与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同了。梅耶(2008:69)还指出:“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用比较的方法来建立一些语言的历史,是因为我们确信,每一种新的系统都应该从一种单一的系统出发来解释。”
(摘编自《民族语文》2018年第2期《汉语文与民族语文研究的比较》,马爽/摘编)
(作者简介:黄树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