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鄂伦春族的生计方式处在由游猎不断向定居农业转变的过程之中。在此过程中，部分群众因未能较好地适应这种转变而陷入贫困。查干姗登的研究表明，转产政策使得相对平等同质的鄂伦春族群体出现分化。何群进而指出，部分猎民转产失败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日常生活节奏变迁的新视角进一步揭示1996年全面禁猎以来鄂伦春族面临的生存困境及其深层次原因。本研究的田野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的一个猎民村———小河村。村民都是登记在册的猎民。1996年全面禁猎以来，小河村村民（猎民）中有一部分人的生计方式转向农业生产。目前，小河村村民共有70户、197人，其中鄂伦春族157人。该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与外界有较多的交往和交流，同时也保留了一些鄂伦春传统特色文化。小河村现有耕地一万余亩，其中村集体耕地近千亩。据有关统计，该村无地户45户，占全村总户数的64%；有地户25户，占全村总户数的36%。2016年7月至2017年底，笔者先后三次进入该村进行田野调查。文中凡未明确注出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田野调查。

二、传统日常生活节奏

历史上的鄂伦春人，祖祖辈辈以狩猎为生，形成了以狩猎为核心的传统日常生活节奏。

（一）资源快速消耗

人类学将狩猎采集群体的组织形式称为“游群”（bond）。为了与所处自然环境保持某种动态平衡，这类群体经常游动，普遍缺乏存储行为和观念，私有财产观念不够强烈。习惯于游猎生活的鄂伦春人大体上也是如此，尽管他们有过定居狩猎的阶段。事实上，由于常年需要迁徙，他们对食物资源的消耗节奏较快，很少积累和存储剩余产品，因此没有形成存储行为和存储观念。猎人打猎归来后，会将猎物尽快分食。这一行为不仅与群体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也与猎物不易保存，需要快速及时利用和消耗有关。

（二）与猎物生长周期同步

鄂伦春狩猎文化是在对他们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不断认知中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及其形塑出来的狩猎生活节奏贯穿在鄂伦春人狩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狩猎为核心的传统生活节奏与大兴安岭整体世界中的节律息息相关，与大兴安岭动物（猎物）生长周期同步，由此形成了鄂伦春人的传统生态智慧和打猎禁忌。在一年之内，有些鄂伦春人的游猎线路是固定的，他们在自己熟悉的区域内寻找应季的猎物。狩猎禁忌知识所形塑的不仅仅是鄂伦春人打猎的节奏，也影响了鄂伦春人一整年的生活节奏。可以说，传统的狩猎生活节奏深深扎根于鄂伦春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三）群体活动中穿插个体活动

在传统狩猎时代，鄂伦春人以群体式生产生活方式栖居于自然世界之中。大多数情况下，鄂伦春人会采取集体外出打猎的方式，有很强的平均主义和群体意识。狩猎结束回到“乌力楞”后，要把猎物分给老年人和丧失打猎能力的人，这样就不会出现有人挨饿的情况。类似打猎的群体行为及其对应的群体思维方式在猎民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在传统习俗所规定的打猎时间范围内，鄂伦春猎民上山狩猎的具体时间也是因人而异的，他们也存在个体外出打猎的情况。在传统鄂伦春社会中，大多数单独狩猎的鄂伦春人都是在群体狩猎之外的空闲时间中进行的。个体单独狩猎主要是为解决在驻地附近临时获取资源的问题，一般不在外宿营。有些打猎技术高超的鄂伦春猎人不愿意以群体为单位进行外出打猎，周围的鄂伦春人对这种人印象很差，也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出猎，认为他们自私自利。在群体狩猎的空隙中单独打猎，则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不会遭到质疑。这也充分说明狩猎过程中存在群体与个体的切换逻辑及其内在的社会规范要求，展示出传统上鄂伦春人注重群体生活、群体活动中穿插个体活动的日常生活节奏。

三、日常生活节奏的变迁

狩猎采集的传统生产方式塑造了鄂伦春人以资源快速消耗、与猎物生长周期同步、群体活动中穿插个体活动的传统日常生活节奏。在“禁猎转产”过程中，鄂伦春族传统日常生活节奏与农业生产所要求的生活节奏发生了冲突，或者说，他们在应对禁猎和农耕的外来冲击中出现了问题。

（一）从资源快速消耗到剩余不断积累

从狩猎到农耕的转产过程对鄂伦春人的观念和生活节奏提出了新的要求。与作为“即时回报”系统的狩猎采集不同，作为“日后回报”系统的农业生产，需要经营者持续不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对于习惯于资源快速消耗的鄂伦春族而言，一方面他们不熟悉、不习惯这种人力、物力和财力持续投入的生产方式，缺乏足够的农业生产经验，另一方面也缺乏农业生产所必需的需要不断积累才可以得到的原料和机械。因此，总体来说，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较低，纷纷将土地转让出去。另外，从狩猎到农耕的转变过程中，鄂伦春族因缺乏存储行为和观念还诱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二）从与猎物生长周期同步到与农作物生长周期同步

狩猎和农耕这两种生活方式有着完全不同的作息要求。狩猎民族按季节打猎；农业作物对天气条件的依赖程度高，对天气变化较为敏感，需要经营者在较短的时间内抢种抢收。事实上，对于鄂伦春族而言，从狩猎转向经营农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从与猎物生长周期同步的生活节奏转向与农作物生长周期同步的生活节奏。作息要求上的变化让很多猎民对农业经营望而却步。大豆和小麦等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使得猎民无法按照过去宽松自由的生活节奏来从事农业生产。

（三）从群体活动中穿插个体活动到以家庭为运转单位

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农业的需要，经营农业的鄂伦春猎民从群体式生活方式逐渐转向了家庭式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家庭成为适应农耕节奏运转的重要载体，与传统日常生活节奏运转以群体和个体为载体形成了对照。传统狩猎采集的生产方式与以“乌力楞”为单位的群体生活方式相辅相成，但这种群体生活方式随着农业生产经营日渐淡出鄂伦春主流社会生活。鄂伦春猎民村内部因农业经营在生活节奏上产生了分化，家庭成为农耕生活节奏得以运转的重要载体。

四、分析与讨论

世世代代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狩猎生活节奏，一种“惯习”。面对“禁猎”与“农耕”的外来冲击，鄂伦春人的传统日常生活节奏被打破，部分群众因难以适应新的生活节奏而陷入贫困。首先，对猎民个体而言，很难从以狩猎为核心的传统日常生活节奏快速过渡到农耕生活节奏之中。二者节奏的不匹配使得他们难以适应农业生产经营。其次，就猎民村整体而言，已经逐步习惯于农耕生活节奏的种地猎民与不习惯于农耕生活节奏的不种地猎民在经济生活上的差距越来越大，猎民村产生了社会分化。再次，在鄂伦春猎民定居后生活的区域内部，存在不同的生活节奏。与小河村联系较为紧密的达斡尔族和汉族移民善于农业生产，早已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日常生活节奏。部分鄂伦春群众正在逐步适应农耕生活节奏，而有些鄂伦春群众依然困扰于农耕生活节奏。

猎民虽然手中已经没有猎枪，但狩猎生活节奏或者惯习会长期影响其日常生活。鄂伦春猎民日常生活节奏的经验研究不仅可以理解鄂伦春猎民转产过程中面对的困境及其深层次根源，也揭示了社会政策在应对此类民族问题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正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之处，需要避免做出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在大兴安岭的土地上，汉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不同民族一直处于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他们之间的文化和生活习惯也因此在不断交融。学习与交流的过程是双向互动的，不宜将这些民族置于单向度的梯级进化论之中。不同民族的生存智慧有助于反思习以为常的单向度和阶梯式的发展观念，有助于理解现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难题。

（摘编自《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鄂伦春族日常生活节奏的变迁与适应》，马爽/摘编）

（作者简介：张雨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