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外交部推荐、受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指派，本人于2014年3月23-24日参加了由北极理事会下属工作机构之一——可持续发展工作小组（SDWG）在加拿大西北地区首府耶洛奈夫举行的工作会议。出席此次会议的代表共有四十多名，他们分别来自北极理事会成员国、观察员国、北极原住民代表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其中，中国以正式观察员国的身份参会。本人是出席此次会议的唯一中国代表。

会议的主要议程有：1.就一些正在进行的项目进行了信息通报和更新，并就项目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些正在进行的项目主要有：“促进精神健康和适应力，解决北极社群自杀问题的实证研究（加拿大、丹麦、挪威、美国和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性别平等问题（冰岛、芬兰、挪威、丹麦）”；“适应北极环境（经验）交流：促进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加拿大、美国、阿留申人国际协会）”；“青年与驯鹿放牧（俄罗斯、挪威）”；“环北极地区原住民人群癌症情况评估（加拿大、丹麦、阿留申人国际协会）”；“北极人类发展报告2（冰岛、加拿大、丹麦）”；“评估、监测和促进北极原住民语言（因纽特人基地理事会、加拿大、美国、丹麦）”，等等。2.讨论新的立项，主要有“促进传统和地方知识”、“俄罗斯和挪威北极地区气候变化适应问题”、“北极海洋生存测绘图”、“人类在北极”等。3.开放式地讨论了“适应变化中的北极行动方略（北极监测与评估计划）”、“北极社群的传统生活方式（加拿大）”、“北极海洋战略计划（北极海洋环境保护）”等议题。

此外，会议还就信息开放与分享、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可持续发展小组的工作规程、相关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展开了讨论。会议的最后半天，全体与会代表参观了当地（土著人）社区。在那里，土著人代表及相关人员就北极气候变化给当地人生活带来的影响作了专题汇报。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有关项目实施和论证以及有关可持续发展工作小组活动的相关讨论中，观察员国的代表不被允许提问、质询或提出自己的见解。观察员国代表的作用实际上仅限于“观察”。鉴于此，在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征询观察员国代表是否有发言愿望时，我和法国及国际组织“北方论坛”的代表提出了发言要求。我的发言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感谢会议提供了分享知识和信息的机会，指出与会者的发言、相互质询等环节给观察员国代表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同时指出，由于本代表的研究背景和中国的少数民族国情，我特别重视北极开发过程中的少数社群——原住民的权益保护问题，认为根据会议所列议题的内容来看，这一问题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举了我在寒风凛冽的零下二十多度的耶洛奈夫街头田野观察到的例子——三五成群的原住民无家可归者和酗酒者），需要在原住民问题上做出更多的努力。第二，我指出，可持续发展工作小组的结构、功能和工作方式让人印象深刻，它将来自不同的组织、国家甚至大洲的人聚集在一起，面对面地协商解决相关问题，这种合作和协作方式是富有成效的；指出当世界其他地区的此类合作模式，仍然仅停留在理论的或理想的阶段时，可持续发展工作小组已经向世人展现了良好的工作实践并使我们受到深刻启发。第三，对于此次会议，观察员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的作用仅限于“观察”的现象，我向大会提出建议：能不能让观察员国及国际组织代表从一开始就介入有关项目和活动的提问、评论和建议环节？我解释说，“在我看来，我们（观察员国及国际组织代表）同时具备‘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视角。作为局内人，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有关项目和活动的情况，需要参与和建言；作为局外人，我们的观察视角对工作小组的项目运行和具体工作的完善，有着不可代替的补充作用。我认为，大会应该重视我们的意见、建议或作用”。

我的发言在与会的观察员国及国际组织代表中引起了共鸣，我的发言结束后，一些代表纷纷表示，我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事后，可持续发展工作小组主席对我的讲话做了回应，她说，按照目前工作小组的议事规程，观察员代表还不能直接参与到具体项目和活动的论证、询问、意见和建议的环节，但是今后要考虑在这方面做一定改革。她还私下对我讲，你的发言很好，欢迎你再次参加我们的会议。

可持续发展工作小组是北极理事会从事具体和实质工作的几个工作机构之一，它特别关注的领域有六个方面：北极地区人群的健康和福祉；经济活动的可持续和北极社群的繁荣；教育和文化遗产；青少年；自然和生活资源的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加入北极理事会，成为正式的观察员国只是一个“外交行动”和搭建了一个开展具体工作的舞台，“真正的表演，是在各工作组各项实质性工作上”。从这次参会的具体情况来看，观察员国在“真正的表演”方面还面临着很多的障碍，整个会议过程，发挥核心甚至全部作用的是八个成员国代表和六个北极本地社群的代表。在六个北极本地社群的代表中，萨米理事会代表的表现可圈可点，她的提问和质询几乎涉及到所有项目和工作小组的具体工作。而观察员国（包括所谓的永久性观察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则几乎是一路“观察”，没有行使到应有的权利。

人民日报评论曾指出，北极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北极地区的冰雪融化、自然资源的开发所涉及到的气候和环境等问题，不仅影响到原住民和低海拔国家，而且就气候和战略地位的全球性来看，也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安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1996年成立的北极理事会可谓生逢其时，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不少人认为，合作应是北极理事会的核心，北极所面临和所影响的一系列问题和领域，都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与合作。但是从这次参会的经历来看，北极理事会的国家性（成员国）和本地性（原住民）色彩较为浓厚，而国际性和普遍性明显不足。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一方面与观察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严格遵守观察员（国）义务（即必须承认北极沿岸国家在北极的主权和管辖权、承认只有北极八国可以确定世界各国在北极的行为准则等）有关，也与有关国家对此问题的重视不足有关。

此外，这次会议期间，还有几个有趣的插曲，试择一二述之。第一件事是在圆桌餐会上，一位西方国家的代表，凑到我旁边，大声说“你是从中国来的，听你介绍说你也研究人权，中国和人权这两个词放到一起，真有意思”，我回应道“听口气你是在讽刺我们是吧？”，我说，你应该看到这些年来，中国在少数民族的权利保护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应该看到我们一直在进步——不管是在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还是在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方面；同时你也应看到，即使是在北极理事会的框架下，在原住民的权益保护方面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远的不说，就拿眼前耶洛奈夫街头上的酗酒和无家可归的原住民来说，就是问题远没有解决的一个缩影。我的回答得到了同桌其他代表的认可，他们不时地点头，报以赞许。

第二件事是，有人向我提出，中国“削尖脑袋”进入北极理事会，有什么目的，他直言道“北极跟你们有什么联系？”，我回答说，“联系肯定是有的，你没有听说过蝴蝶效应么？”，我接着说“即使我们不拿气象或全球气候变暖这些专业性极强的内容做例子，你说的‘联系’问题，我还可以给你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比如这次失联的马航事件，在这之前飞机上的乘客有几个人会想到他们的命运竟会和一个失意的、有自杀意图的马来西亚机长相关联？或者，有几人会想到他们的命运竟然和马来西亚国内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我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联系’无处不在，‘关联’无时不发生，你若用这种逻辑思考问题，就不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让在座的代表，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其中一个代表评价说，“周的回答好哲学啊！”。

会议现场  成员国和原住民组织代表席位

与会代表在当地社区参观学习

耶洛奈夫街头无家可归和酗酒的原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