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杏坛设教”图

岳麓书院

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正心亭

考“书院”一词，正史首见于《旧唐书》之《玄宗本纪》。而作为私学即民间教育实体，乃源于唐，盛于宋，续于元、明，止于清末。然流韵遗响，至今尚存。其绵延十代，时逾千年，与历代官学体制之太学、国子学及府州县学系统既若即若离，此消彼长；又功能互补，相辅相成；内涵丰富，影响深远。

 一

顾名思义，书院之设，当与书籍密不可分。宋•王应麟《玉海》云：“院者，垣也。”书院，则是由墙围成的藏书之所。而藏书之用，乃供人研读，故师生聚集，传承学问，教学相长，乃天经地义，顺理成章。

回溯历史，先贤孔子“杏坛设教”之创举、“有教无类”之理念，当属作为私学之书院体制与精神之源头。时至汉代，硕学大儒建“精舍”、“精庐”，以聚生徒、传学问，办学之风渐盛。然其时皆由业师口传，生徒笔录，印刷术尚未发明之故也。而“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乃随雕版印刷术之发展，书籍日多，必安置藏书，以便研读，“书院”乃应运而生。元•欧阳玄《贞文书院记》云：“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及有司设官以治之，其制遂视学校。”而书院创建之初，以主办者不同，亦有官办与私办两大类别。

官办书院，乃朝廷修书、侍讲之所。唐玄宗登极伊始，颇思有所作为。加之国力鼎盛，文化繁荣。为收集藏书，校勘经籍，于开元六年（718）设丽正书院，七年后，改称集贤殿书院，乃官办书院出现之始。然乃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朝廷于院内置学士、直学士、侍读 学士、修撰等官，分掌征集遗书、校刊经史、辨明典章等事务，以备皇帝垂询，为唐代翰林供奉体制之外延。此官办书院，后与馆阁之制合流，被纳入翰林院体系，与作为私学性质之书院无涉。而同在唐代出现的由私人创建之书院，则是其后书院体制之滥觞。最为知名者，乃唐宪宗元和（806-- 820）年间建于遂州（今四川遂宁县）之张九宗书院。此类民间书院乃士子读书治学之所，兼具教学、研讨等功能，并有数量可观之藏书。由是，书院可谓雏形初具，生生不息。

两宋乃书院长足发展的关键时期。宋廷以“崇文抑武”为国策，士人地位大大提高，文化事业日渐兴隆。各地官员与名士，纷纷兴建书院，以敦文教，育人才。白鹿洞、应天、岳麓、嵩阳等著名书院，皆于此间问世，并蓬勃发展。宋儒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云：“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濉阳（即应天，笔者注）及是洞，为尤者。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其时，印刷术之发明与勃兴，为官私刻书及收藏，提供了必要条件。各书院山长（院长）与地方主官，皆苦心经营，聚藏典册；宋廷亦慷慨赐书，以示支持。乃至书院藏书之丰，不亚皇家典宬及官学馆室。然至北宋后期，朝廷为引天下人才尽入彀中，大兴科举，极重官学。为生存发展，民间书院必然要承载读书以应科举之责。甚至有部分书院被纳入官学体系，如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 ），宋廷将睢阳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田十顷，充作办学经费。庆历三年（1043 ）又升格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国子监并为当时最高学府。而未被纳入官学体系者，则境遇不佳，渐遭冷落。

高宗南渡，风气大转。究其原委，一是内忧外患交织，官府捉襟见肘，无力包揽经费，控制有所宽松；二是原有书院沦为科举附庸后，必卷入政争，充作工具，与士子离心离德，与学术渐行渐远，令学者耻与为伍，学术重心移至体制之外；三是理学逐渐成形，硕儒横空出世。此辈立命继绝，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境界高远；纷纷聚徒授业，皆以民间书院为讲研学问之所。宋儒相互砥砺，勇于辩难，士子心向往之，成百川归海之势。致书院影响增大，地位日隆。据统计，两宋书院约400所，北宋约占四之一，人南宋约占四之三。于数量考察，其勃兴可见一斑。

蒙元伊始，以武立国，行事粗犷，旨在控制。元廷曾大力提倡理学，奖励书院，因而书院数量、规模皆有所发展。但较之南宋，官府控制严密，学术气围不彰，书院充满官气，境界、水准低迷。

明初，书院仍维持元代规模。然明廷极重科举，与官办之国子监、府州县学相仿佛，书院渐成辅导科举之所。只因名额不受限制，经费大多自筹，故而受控程度有所不同，办学形式略微活泼，学术风气稍显浓厚。至嘉靖时，科举弊端丛生，官学日见腐败 ，以心学鼻祖王阳明为代表的一批名士，重新提倡自由讲学，新建书院如雨后春笋，复现兴盛。此辈广收门徒，传道授业，以书院为依托，探讨学术，砥砺品行，崇尚自由，豪气弥漫。其以“重会讲、尚清谈、轻读书”为特色，不少著名书院渐次成为学术重镇与舆论中心。尤其是明神宗时，进士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聚众讲学，针砭时事，评议朝纲，从者如流，号“东林党”。乃至朝廷侧目，屡遭谤评。熹宗时，竟下诏烧毁全国书院。遭此池鱼之灾，书院一蹶不振。

有清一代，满族统治者实行文化禁锢政策，惮于书院自由讲学之风撼其政基，故而严加掌控。到乾嘉时，清廷认识到书院之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悟出“禁不如疏”之道，因而改变策略，大力倡办书院。时至清末，书院数量已达2000余所，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但亦宿命般踏入官学化泥潭，再次沦为科举附庸。且力推朴学，崇尚考据，广搜异本、比勘众家，引天下士子埋首于故纸堆中，并利用科举制，搭建层层阶梯，以令读书人于科场中拼杀之死。终因鸦片衅起，国门大开，新学强势涌入，旧制日趋解体。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从张之洞、刘坤一之议，诏改书院为学堂，省城设大学堂，各府、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书院之制寿终正寝。虽尚有孑遗，如民国九年（1920）建于无锡之国学专修馆，民国三十八年（1949）建于香港之新亚书院等，然无奈大势已去，影响式微。

二

源远流长的书院制度，无疑是我中华无比珍贵的教育遗产。对比于被专制政权紧紧束缚，随一姓兴衰震荡起伏之官学体系，书院之制以相对独立性与距离感，支撑着文化与学脉之艰辛存续，维护着学者与学术之些许尊严。因而颇具价值，影响深远。

由顾宪成依朱熹所定《白鹿洞规》为基而成之《东林会约》为例，其明文规定，书院定期举办师生会讲，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变分散游学为组织化讲学。书院广招学员，不分尊卑、不限地域、无论长少、皆免学费。讲学内容，以儒家经史为主，兼及其他。形式不拘一格。演讲中，穿插诗词朗诵，以展示才华。主讲者尚需随时回答学生提问，并可启发听讲者集体讨论。

讲会之学术氛围，趋于民主、活跃。既论学，又论政。而非只为应对科举，以图功名。对于突破当时束缚士人思想之学风，追求“为圣为贤”之“实学”，大有促进作用。强调不为“科名”而学，若“所希者科名”，则“非徒也”。而“失其为学之本”，则已丢掉“设学之初意”。

与此同时，书院更重视“群学”，主张学问须“质诸大众之中”。通过演讲、讨论、质疑辩难，可致“累岁月而不得”解决之问题，得以“相悦以解”。“一人之见闻有限，众人之见闻无限”。自古“圣贤”皆非天生，而是从“众人”中学习而致，是习一乡、一国之“善士”讲学，“收而为吾之善”。所谓“圣贤”，若代表一人之智慧，不过是通过“善学”好问，将“众人”之智慧集于一身而已。因而证明“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 ；“圣贤”学问，不过是 “众人”学问集大成之产物。所以“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无与的学问” 。 此“群学”教育理念中，“圣贤”与“众人”相互关系之观点，具有积极、进步的民主意识，突破“圣贤”与“众人”之天然鸿沟，已现人格平等思想之朴素萌芽，而具有些许追求真理之色彩。

归纳书院办院理念，一为举贤育才，强调德性修养，立志做人。二是提倡兼听，博采众长，不执门户之见；三乃反对空疏议论，提倡学以致用；四是主张关心国事，志在社稷民生。

传统书院，对学子品行之严修，不遗余力。 于“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等方面，首列孔颜曾思孟，以明宗统；次白鹿洞学规，以定法程。且上承周敦颐、二程、朱熹等先哲前贤，申之以“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严谨周详，细致具体。此外，对所宗之道统人物，必持温情与敬意。“孔子万世斯文之主，凡言学者必宗焉。善学孔子，则颜曾思孟其选也”，并以宋儒若干人，从祀配享。并规定，定期举行祭祀仪式：每年正月上甲日举行“释菜”礼，每年春、秋两季仲月仲丁日，行“释奠”礼，以崇书院之传统。以上效法先贤、有所敬畏之理念与作法，虽历经岁月洗礼，仍闪烁着夺目光辉，具有永恒价值。　

三　

时过境迁，观复实难。在文脉被连根拔起、传统已支离破碎的当今时日，复兴书院之议不绝于耳，建立书院之举亦屡见报端。这既是是理性复归之具体体现，也是文化寻根之善行盛举，更是民族复兴之大势所趋。然而，恢复伊始，难免参差不齐，良莠互见；成绩虽有，但问题更多。相对于当今硕大无朋，无所不统之官学体系，民间私学性质的书院既像巨石下之柔花嫩草，更似沙漠中的点点绿洲；必思于夹缝中寻求生路，于竞争中体现价值。依笔者浅见，香港中文大学之书院制，可资借鉴。

孔子有云：“道不行，乘槎浮于海。”正当大陆荡涤传统，焚琴煮鹤之际，以钱穆（宾四）先生为代表的有志于坚守传统、延续文脉之硕儒名士，于香江之滨建立“新亚书院”，“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采儒家经典《中庸》中“明诚”二字为校训，并制定《廿四条学规》，沿袭古制，师生聚集，定期会讲，相互砥砺，研讨学问，涵养人格，为中华文脉之绵延不断，文化之灵根再植，贡献甚巨。后随形式变化，其并入中文大学，成为独立机构，负责通识教育，与其他学院之专业教育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反观大陆新建之书院，多为培训班性质，师资参差不齐，教材林林总总，教学杂乱无序；入学者多为好奇之人，办学者不乏谋利之辈，故而难免虎头蛇尾，大多有始无终。而回顾历史，书院之成败兴衰，山长之选，殊为重要。无论是明末东林书院之顾宪成，还是清代岳麓书院之袁名曜，抑或是新亚书院之钱宾四，皆学养深厚、人品高洁之硕儒。而只有礼聘此辈执牛耳，方能延揽真学者，汇集可造才。回想传统时代，不仅“学而优则仕”，且“仕而优则学”，加之实行丁忧之制，官员父母去世，必离职守制三年。此间，官员大多潜心于学，读书著述；或至书院执教，以授生徒。于体制硕大无朋，权力张扬无度，名利尽握其手，资源无所不占的当今时代，优秀人才几乎尽在体制之内，而变通之法，则应延聘退休之名师硕学，以发挥余热。

传统学术，素有内圣与外王两大分野，其中内圣之学具有永恒价值。历代先贤在应对困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修身养性，获得心理平衡的有效方法和理念。恭俭平和、宠辱不惊，立人达人，澹泊敬诚，温柔敦厚，求实避名。且传统士人，皆具有通才之质，兼祧仁者之忧国忧民、学人之著书立说、骚客之吟诗作赋、雅士之书画金石，故而能进则出将入相，辅佐国君之政务；退则含饴弄孙，引导乡里之风俗。偶有闲暇，则兴会雅集，鸿来雁往，或曲水流觞，登高作赋；或填词绘画，切磋鉴赏，吟风弄月，把酒高歌，优游其间，物我两忘。前辈此番境界，永远值得我们后生晚辈效仿与追求。当今书院之设，若能承当其恢复往日优雅，塑造今世通才之使命，则不仅是书院之幸，亦是学者之幸，更是民族之幸。

民族振兴，首推文化；寄望书院，正逢其时。何乐而不为哉！愿与大雅君子共勉之。

永君按：今天是先师孔子2564 年冥诞，特献此文，以表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