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中所长讲话
与会人员合影
会议进行中
2012年12月15-16日,“企业和城市发展:并非全是经济的问题”国际会议在召开,来自东亚、东南亚和北美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研究员指出,城市发展需要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由于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和城乡户籍制度的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比如在1978年当工业产值达到50%以上的时候,中国的城市户籍人口比重不到18%。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国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50%。如果没有企业的发展,城市难以扩张,也不可能吸收那么多的农民工就业。中国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通过发展企业促进就业的道路,事实证明是比较稳妥的。
可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甚至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城市化速度很快,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几乎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但是,社会学、人类学家对于没有把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称之为“半城市化”。如何打破户籍制度及依附于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制约,使农民工和农村进城的流动人口完全市民化,是中国未来城镇化的一个重点任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继续促进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应该是具有远见的战略选择。
与会代表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非经济学的学者,可以跟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等经济类和管理类的学者合作,共同探讨工业化、城市化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城乡协调发展、民族文化传承、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等有关问题。中国新一轮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必须经得起最朴实的人文关怀和最细致的生态学考虑。
王延中所长还指出,,在企业发展并且促进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塑造和强化企业家社会责任感问题。经济发展离不开企业家的创造性,但更需要把创造性与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是其中的关键所在。与会代表认为,在塑造企业文化尤其是企业家社会责任感方面,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于“产业转移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黄忠彩讲道,最近3年来,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牵头,他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杨圣敏教授共同主持一个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促进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其中,有一个子课题研究的是“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对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黄忠彩秘书长指出:目前,中国的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术界主要把产业转移作为一个经济现象来研究,其实,产业转移将对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中西部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之初,东部沿海地区也正是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迈上“第一级台阶”。而今,中国已开启产业梯度转移第二幕:东部向中西部民族地区转移。作为产业转移承接地,在新一轮产业转移的进程中,中西部民族地区正在从“被遗忘的区域”便成为“应重视的地区”。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已经和正在促进民族地区加快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等“新四化”建设,已经和正在使民族地区发生一系列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从农牧业转为工商业、从农村社会转为都市社会等,这些都是我们从非经济学(比如,人类学、民族学等)的角度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议题。我们正在高度关注产业转移对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关注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将对民族地区及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造成的影响和冲击。
文化问题是人类学、民族学永恒的研究主体。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民族文化资源相当丰富,应该进行开发和利用。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中,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和社会主体,是如何开发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的?这是一个值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深入探索的问题。与会学者认为,在城市发展中,越来越注意塑造城市文化特色,打造不同的城市个性。这是值得推崇的,也是中国前期城市化比较忽视的问题。现在许多城市通过挖掘、彰显地方传统文化,为自己的未来发展寻找新的动力。企业文化建设也出现了相似的趋势。企业是城市活力之源和竞争力的主要依托,企业文化建设应该纳入到城市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来,否则,城市文化建设就成了 “为文化而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现实针对性。
2009年,在中国昆明举办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期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成立了企业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从此,一些人类学和民族学等非经济学的学者,开始与一些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者,建立起了合作研究的网络。4年来,从昆明、大阪、香港,到北京,世界各国的学者开展了四次学术聚会。在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者的积极努力下,联系了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等各个学科的学者,从多学科的视角,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企业和城市发展中的有关问题。这些探讨对于更好地认识城市发展以及企业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促进了现代工商人类学和都市人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