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0日，流动的空间：第二届跨界民族与周边国家关系论坛暨2017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年会于10月20-2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
10月20日上午，复旦大学卿云宾馆三号报告厅召开的“国家档案下的文化志：影视方法与空间拓展”主题会议，第一单元“跨学科模式下的文化记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影视人类学研究室庞涛主任主持。学者们就“跨学科模式下的文化记录”、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史诗百部工程”子课题项目实施经验分享与思考等内容展开讨论，对“国家项目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记录”展开充分研讨。
李松主任从中心作为文化记录的机构，回顾了在70年代文革真正结束开始、国家社会科学加强研究时开始做文化记录，记录的成果构成基本的文化记忆与国家记忆。80年代影像对于国家的文化记录还是奢侈的事、是豪华工具，在国家做整体记录工程时，如没有在传播当下能产生效益的领域，是不应该有资格被使用在文化记录上。由此谈到记录和表达的权利在信息化时代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关于“文化权利”的思考。他指出：国家的档案也应该是最不浪费，成本最低而且又最高效。也希望老百姓能自己记录、自我表达，未来的自我表达是什么，并不知道。他认为：“最终的自我表达要比我们这些在座的表达要强悍。”对于作为国家档案下的文化志，时下有何种前瞻思考，充满期待。
对该问题，专家们展开研讨。中山大学教授邓启耀认为：国家档案从文化垃圾成为文化遗产，从国家层面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更新、文化自信的问题通过这样具体的实践，是相当重要的问题；并提出国家和学者的认知是统一的，关于前瞻性的是民间的自我表达，文化遗产变成社会共享的过程中，开放的平台建设相当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红光提到在文化传承保护中利用新媒体、人工智能，传播中的互相影响、互相成长、互惠互动，对不同文化学科的共同合作提出要求。梁小燕老师提出广西10个生态博物馆实践中的“文化代理”、已失去原有民间动机。李松主任举例说到“到了贵州最边远的地方，都会出来几个老人，聊个三句半就开始跟你说文化多样性的道理”， 提出“最核心的就是：一个文化要在社会上生机勃勃，一定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实践和表达”，认为就影像志和史诗而言，“真实就是最高标准，生活记录真实就是最高标准”。
罗红光认为：拍摄的原数据一定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置于数据库里面，只至于然后为了研究，为了展演，为了交换，进行的二次加工、截取，也应该开放的给留出空间，以便进行文化展示。郝跃骏提到拍摄中原生素材保护的重要性，提出利用民间影像的力量加入到国家影像志，通过民间征集、建立起国家档案、建立与老百姓交流的平台。
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以“四种影像民族志的区分和沟通”为题，全面梳理了80余年来中国的影像民族志几种形态的形成过程。这几种影像民族志分别是：国家影像志、学术影像志，电视影像志、村民影像志，并指出“这样几个非常复杂的，又相互交织的丰富的影像的传承，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影像传统。”他提到公益影像的村民影像是强悍的民族力量的表现，从理论上可以从观察民族志到分享民族志的一个变化。包括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云南藏族的卡瓦格博文化社、乡村之眼、年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广西博物馆1+10的模式、吴文光在北京草场地的民间记忆等等。邓启耀在点评中提到：其实在不同的背景下，西方的学术伦理的角度讨论“分享人类学”，中国从民族团结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其实都在不同层面上都做了这样的尝试。
西南民族大学杨正文教授以“跨文化记录中影像的真实性与语言翻译的准确性”为题，分享了参与中国节日志、节日影像志和史诗的参与经历。他提出：第一，作为国家档案我们能够保全比较完整的文化元素，这个可能在前期当中的要求，这要求是分档位的。第二点，类似这种记录当中，因为涉及到前期和后期，标准与个性，资料与成果，或者语言数据记录传播 ，直到呈现的是审美的东西以后，有个人有创作在里面，或曰零碎的文化呈现，有一些碎片讲述出来的文化呈现，他提出：相对的整体性，这个可能忽略了整体性，缺少了整体性，就是基本的要素不能掉。刘湘晨认为：在影片的整个参与过程，人类学家本身他的立场也是涵盖在记录当中，从前期记录到剪辑过程，叙述过程贯穿始终。
中国传媒大学王宁彤老师提出关于影视人类学影片“完整性”的问题，专家们就完整性问题给予不同层面的回答。罗红光认为：例如拍摄节日。整个村落所发生的重要的一些公共的活动，哪一个家庭的人不可能把所有的公共活动都完成，所以这个时候要把至少这个村落，他这个节日有哪些的环节。庞涛认为：完整性涉及的第一点就是真实完整的，完整性强调不同的学科背景对完整性的理解。邓启耀认为：对同样事情这个现象的一个描述，今天描述和以后过几年描述是不一样的，整个人不可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李德君认为：“真实性和完整性都是一个相对概念，人类学家拍摄时没有权利改变东西，但是必须要有选择，关键选择不要违反人类学的一些基本的原理，人类学家可能要尽量的沉下去。”
在专题一的第二单元“节日与史诗”部分，刘湘晨教授分享了在三部影像节日志拍摄中的实践，强调中国节日影像志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在具体拍摄的镜头里面把这些文化判断融合在里面，则需要长期的观察。
郝跃骏老师提出问题：如何除了用影像来表达民族特有的情感，影像的美化之外，如何用影像做更深层次、更学术化的的表达？如何能仅仅用视觉传递这个信息。就该问题，现场专家展开热议。蔡华老师指出：“民族志电影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他有一个极大的艺术的维度，画面的美、构图的美。人类学的民族志的描写，是基本上杜绝形容词和副词，尤其是副词强调一句民族志纪录片除了真实反映真实发生的事情之外，他本身有那些剧情。”
王海飞教授以“影像记录与文化同谋：民族传统节日的断裂、复兴与建构为题”，阐释了影像记录与文化同谋的关系，他以裕固族的祭颚博节影像节日志拍摄实践，讲述了断裂、复兴、建构的文化制造过程。从传统节日的节日形态、节日流程、包括节日的目标的模糊化，以及摄影机进入到现场之后的一些后续的调整，展示出文化变迁的过程当中，每一种力量的结合都会产生非常细致的一些具体的变化。就该话题张小军提出：我们文化的深层的结构没有变，表面有很多形式在变。
来自云南大学的张海老师以“节日的日常与身份的叠加”为题，结合节日拍摄实践分享节日志创作思考。蔡华提出：“人类学家到田野之后，你要跟你所相处得对象，换句话说你的观察对象，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别管摄像机，我来干什么，不厌其烦地说，一万遍地去说，说到哪一天，所有人都明白了，你要真实地记录他们的生活，而且你在这个期间，你的摄影机加进来肯定就不会有影响了。” 他强调：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是准确的真实的把握研究对象，即韦伯所说的学术中立。“于民族志电影的问题，是必须要记住一个基本原则，叫做‘忘我’，就是你不要想着你要放进去。”对话嘉宾张小军、孙曾田依次给予逐个点评。
在第三单元“国家项目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记录”中，云南大学教授张跃以“论民族村落活态文化的表达路径”，为题做了发言，以“在场”和“不在场”讨论民族村落活态文化的表达路径。华中师大孙正国教授的“隐者镜头：从民俗个体的口头深录到民俗仪式的影像真实”发言，提出隐者镜头我们还是要通过寻找这种潜在的民俗个体的深谈或者对话或者挖掘，当挖掘出来以后，潜在的民俗意义或者仪式得以体现，这才体现作为民俗学科的一个贡献。主要方法是采取了民俗群像的记录，其实有些矛盾，这个民俗群像是指在整体性的意义上去寻找仪式的完整性。
云南大学徐菡副教授以“民族志电影制作中的影像与文字深描”，结合傣族泼水节影像制作分享影视及人类学学科理论层面的思考，尝试如何把人类学和影像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在点评中，郝跃骏提出：“外在情感上不要太多的白描，”认为这应作为国家节日志或者民族志的一个基本规范。李松主任提到：“在做节日志的时候我们有那么多的话题可以讨论，一个摄影师学习了人类学去做田野，还是一个人类学家学会了所有的拍摄的镜头语言去下田野了，哪个路会近一点？”对该问题，蔡华老师回应为：“如果一个人是从影视的角度，逐渐地开始学习人类知识，我们可以说他永远不会成为人类学家，一个人类学家意味着什么，两个条件非常简单，做了一本民族志完整的全面的深入的一年以上的田野记录，所以说民族志是人类学家的成年礼，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通晓人类学领域里面的所有理论，没有这两个条件不是人类学家。人类学到田野做了大量的工作是眼睛看不到的，这才使得深度访谈和观察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重要，深度访谈在田野间工作占到的比例，以我自己的经验，大家都公认占到90%的比例”。
在讨论与总结环节中，与会学者们开展细致交流，阮云星、李松、方勇、郝跃骏就“影像”与文字深描、影品中访谈所占的合适比例、文化产业与影像记录的关系等问题展开充分研讨。通过三个单元的研讨，从跨学科记录到节日史诗、非遗记录，实现了与会学者们与“中国节日影像志”制作者的充分互动、实践经验与理论思考的细致分享，对于“国家文化档案下的文化志”的影视方法与空间拓展方面，具有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