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星期二，照例是返所日。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了，本所第三会议室里满满一屋人，还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发言。

一个中国中古民族史的学术讲座，一个看上去相当狭窄的研究题目，为什么能把这么多学者，一直牢牢地吸引在这里，以至于他们都忘了吃饭的时间，兴致勃勃，意犹未尽？

主讲人是陈勇先生，本所历史室一位即将退休的研究人员。讲座的内容，据他自己说，是近几个月来对中国中古民族史的一些思考，也是一篇论文的初稿。

听众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学者；有本所的同仁，也有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

其中有几位，是中国中古史、中古民族史的专家；更多的人，却是其它领域或专业方向的研究者。他们来到这里，是怀着很大的好奇心：一个习惯于传统方法的学者，一篇用心立异的学术文章，是不是真的能推陈出新？大家想要一探究竟。

“拓跋种姓‘匈奴说’的政治史考察”，是陈勇先生自拟的题目。在预定的两个小时讲座时间里，这些专业性极强的学术话语，真的能让大多数人坐得住，听得下去吗？一开始，主持人心里也没什么底。

主持人是本所的方素梅女士，几句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主讲人就登场了。

一个研究领域受到特殊限定的题目，对该领域以外的学者，往往显得枯燥乏味，因为真正了解其内容，需要具备很多专门的知识。

主讲人似乎没什么顾虑，他借助PPT图片，自顾自地介绍起选题的背景。他说那是读书中产生的疑问，为了追寻答案而一发不可收拾。他专心的讲述，仿佛依然沉迷于多日来的深思。

陈勇先生的演讲，贯穿一个主题：中古时期最负盛名的少数族群——拓跋，究竟属于哪一族？也就是说，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当初是谁？现在又是谁？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他们现在怎么变成了那个“谁”。

演讲者苦心建构的脉络，或许是吸引听众的一个原因。

他从拓跋族群在中古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说到南北朝正史对其族属的记载截然不同，北朝说是鲜卑，南朝说是匈奴；又说到“匈奴说”不是南朝的杜撰，而是北朝内部存在已久的传说；他反驳了刘知几《史通》的崔浩造伪说；并论证“匈奴说”的流行，是代国灭亡后匈奴分治拓跋故地的结果。

一个个谜团，一条条线索，引导听众一步步共同推衍。最终的谜底，也一点点被揭示出来。

很显然，演讲者在分析过程中，更想用自己的逻辑影响听众。他的探究，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力求环环相扣。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全场听众不知不觉地被他所感染，跟着他苦思冥想，直到大家发现，该用掌声来表示，第一段的演讲结束了。

预定的评议人，本来有两位，民大历史文化学院的李鸿宾先生，还有本所的苏航先生。

李鸿宾先生第一个发言，他上来就说，只要讨论能尽兴，午饭晚一两个小时也没关系，引起哄堂大笑。他后面的几句话，也让大家忍俊不禁。他说听这个讲演，根本不能去洗手间，因为去了再回来，思路就接不上了。

李鸿宾先生认为，对陈勇先生演讲中具体问题，包括具体情节、具体结论的质疑，可能不太困难，真正困难的是整体的把握，即在洞悉全文结构、逻辑关系之后，再从根本上查找破绽、提出质疑。

李鸿宾先生强调论文的逻辑性，他以此次演讲为例，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视角，他说如果去掉某一个环节，整篇论文就会解体，那就说明论文的结构是合理的。

苏航先生因为手头工作太忙，事先推掉了评议人的名头。但他提前看过发言稿，发言显然经过一些准备。

他引述北周李贤碑的资料，提出“匈奴说”中的李陵问题更应该引起重视。他讲到唐代黠戛斯认同的事例，并联系汉代坚昆与黠戛斯的传承关系，怀疑李陵传说可能起源甚早。

苏航先生一再说，自己提的只是“两个小问题”，陈勇先生回应说：“当批评者声明自己提的只是些小问题时，你就要特别警觉了。”引来一片笑声，会场的气氛显得很轻松。

对于苏航先生提出的问题，陈勇先生则回应说，李陵认同应该是在汉人与匈奴密切交往、汉人影响扩大的背景下产生的，后世少数族利用此说，一般也是出于与汉人调和关系的考量。

他又说，汉代以后北族南下或西迁，进入中原，大多经过匈奴故地，李陵传说固然可能产生很早，但此说被非匈奴系的北族利用，或许就与北族这种由北向南或向西北的迁徙有关。

他还认为，李陵传说在其家乡可能长期流传，后世西北一带的胡族建立国家之际，为联络当地的汉人，很有可能顺手拈来，利用这个本地的历史资源。

陈勇先生进而就鲜卑、拓跋认同的地域性因素，做了更细致的阐发。他认为拓跋崛起的关键时期，是道武帝以后对代北的经营。代北有鲜卑、匈奴两大北族人群，又有大量汉人进入，比如崔浩的家族就是从河北迁去的汉人。经过长期的融合，形成了新的地域性认同，出现了新的地域性集团，那就是所谓代人集团。

他做了一个比喻：代人集团的结构，与满洲在奉天一带建立的八旗集团非常相似，代人集团中的鲜卑、匈奴族群，相当于满洲八旗和八旗蒙古；而代人集团中的汉人，又相当于八旗汉军。可以说，代人集团是历史上北族征服力量聚集时期地域性认同的一个主要模式。

讲座中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本所所长王延中先生是历史学专业出身，也想听听陈勇先生到底讲些什么。他到了会议室，推门一看，已经没有空位子。屋里的人光顾讨论，谁都没注意所长来了。王延中先生微微一笑，走了。

易华先生的发言，是从司马迁受李陵牵连遭宫刑一事入手的。他说《史记·匈奴传》一上来就说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太史公是想通过模糊汉匈界限的做法，继续为李陵张目。易华先生认为，汉代的匈奴夏后氏族裔说，可能是我们考察拓跋种姓“匈奴说”建构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主讲人插空，讲了他在方法上的新探索。他把历史考证比作数学题，说是以往的考证往往因为缺乏证据而无法进行，但在已发现结果的情况下，可以将所缺证据作为未知条件，用结果和其他已知条件，反求未知数。

他说，这就像代数的方法，根据结果先列出等式。他举例说：比如算数的1+7-3，在7这一项不确定时，结果是无限多的。但如果知道结果5，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可以列出等式1+X-3=5，反求X。

他套用自己演讲中的问题，将拓跋后来禁绝“匈奴说”比作结果，也就是5，又将“匈奴说”在代国、北魏流传的时间，比作未知数，也就是X，并说他的通篇演讲，都可以看做是用结果5和另外的已知数，反求未知数7，如同一个代数演算的过程。

陈勇先生对历史学方法的探索，使得满屋听众更加兴趣盎然。

日本学者篠原典生先生，中央民族大学的外籍教授，也是研究中西交流史的专家。他从艺术史的视角，提出晋北大量现存的北朝佛像，其风格或许是融汇了各北族的文化因素，可以为此次讲演所解释的北朝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现象，提供一些重要的旁证。

不同研究方向的课题组，联合组织学术研讨会，促进民族史一类基础研究的学者，跨领域、跨学科交流，对我们还只是一种尝试。听众对这次讲座的热烈反响，让我们很受鼓舞。我们期待为所内外同行推出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又引人入胜的讲座，更期待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进境奉献绵薄之力。

（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项目“少数民族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研究”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汉族群入主中原与官僚君主制的延续”联席研讨会通讯，万红执笔）

                                   2015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