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名，如雷贯耳，鲁迅之才，罕有其俦。尤其是旧学功底，流淌于作品字里行间；经典古籍，烂熟于文豪心胸之内。但从鲁迅所受学校教育方面考察，却与中国古典文史等旧学无涉。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不久，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毕业，后被派赴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宣统元年(1909年)夏回国，应邀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翌年夏，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这就是鲁迅早期求学和工作的履历，实无丝毫文史学科背景。而其文史造诣之精深，则另有原因也。
    成就鲁迅的第一因素，是其翰林后裔之家学背景。鲁迅原名周树人，幼名樟寿，字豫才，鲁迅为其笔名之一。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城内都昌坊口一个士大夫家庭。祖父周福清（1837年一1904年），乃同治翰林。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福清考取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三甲第十五名进士，赐同进士出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八，周福清字震生，号介孚，浙江会稽人。散馆改知县，复改内阁中书，罢。《清史稿》中关于他的记载只有一条，见于卷二三《德宗本纪》，云“癸酉，刑部奏革员周福清于考官途次函通关节，拟杖流，改斩监候”。这位翰林祖父对鲁迅的一生影响极大，乃造就鲁迅者也。
　　鲁迅胞弟周作人所撰《鲁迅的故家》一文中，将祖父入翰林误记为光绪辛未年，而查光绪年号三十四年中并无辛未年，辛未乃同治十年。按清制，于新科进士中考选庶吉士，由皇帝钦点，入选者称“点翰林”。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年后考试，称“散馆”，成绩优异者留馆，根据甲第，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不得留馆者，以各部司员或知县用。未得留馆的庶吉士俗称“半个翰林”。但世人仍以翰林目之。周作人所云“介孚公光绪辛未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来改放外官”，或是记错，或是虚荣。其实即使留馆，以周福清三甲出身，亦只能任检讨。翰林改放知县，俗称“老虎班”，或称“即选知县”，有缺即补，且可先选。周福清先被发往四川荣昌，以路途遥远而拒之，又选江西金溪县，不久捐得内阁中书候补。鲁迅祖父所拥有的如此清望、眼界和基因，是鲁迅日后成为文豪的重要因素。
    成就鲁迅的第二个原因，是家庭变故。光绪十九年（1893年），慈禧太后五十九岁，明年六十万寿，清廷决定开恩科。故于此年秋，各省行乡试。所谓恩科，是于正科之外，逢国有万寿、登基、凯旋等喜庆之事而临时增设之科举考试。本次浙江乡试正考官殷如璋，与周福清同为同治辛未科进士，属同年。所谓“同年”，是指同一年中式之意。清朝官场，甚重同年，由此结成关系网。周福清见有机可乘，便备一万两银票一张，为其子[即鲁迅之父周伯宜（1860年一1896年），生员，闲居在家]和亲友五人打通关节。其时殷如璋所乘官船，刚行至苏州。周福清自认与如璋交情深厚，命自家听差持银票拦截殷如璋于苏州。但事有不巧，其时副主考周锡恩和苏州府知府王仁堪也在座。原本无事，通关节乃司空见惯，然周家听差周阿顺却颇不通世事，递上银票之后，见没有动静，竟在船下高喊：“收了银子，怎么也不给回条，让我回去怎么和主人交代！”此事就此戳穿，殷如璋自不好瞒过，便连人带信交于苏州府，周福清以科场行贿，被捕入狱。
    周福清行贿案人赃俱在，且科场案发，治罪从严。周福清运气奇差，原本刑部拟呈“杖一百，流三千里”，光绪皇帝却想抓个典型，便一反惯例，将改为“斩监候”，也就是等待斩首，押入杭州死牢中，等待秋后处决。鲁迅之父伯宜也因此案被革去秀才功名，取消乡试资格。
    史迁有云：“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祖父落难时，鲁迅十三岁，绍兴家中如天塌地陷，乱作一团。鲁迅兄弟不得不走避于城外皇甫庄外婆家中，这使得鲁迅过早地感受到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为日后走上文学道路奠定了阅历上的基础和情感上的铺垫。周家本是殷实富裕之家，为保住周福清一条老命，便不得不出银两买通官府，以使刑期后延，故而秋后并未斩决。此后每年皆须花钱打点，一拖就是七年。福清出狱后，已是倾家荡产。祖父落难，家道中落，鲁迅作为长房长孙，感受最为深切，这使他很早便领略到仕途险恶，遂决意另谋出路，远离官场。而对于周家而言，祖父之狱绝非光彩之事，因此于鲁迅有生之年对此从不提起。祖父系狱的七年中，每年“秋决”，皆挣扎于生死之间，无疑是给亲人带来难以承受的煎熬和创痛。以致鲁迅成为作家以后，将人间的虚伪、残酷、不平、黑暗，往往以愤激沉痛的笔墨写出。此番遭遇于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所关之巨，毋庸赘言。
    成就鲁迅的第三个因素，是绍兴的地域文化优势和周家的崇文传统。明清时期，浙江文风极盛，而绍兴在浙江又居上乘。敦儒重教，崇文尊师之风深入人心。而科举时代，“点翰林”的梦想，绝非一代人可以完成，往往须数代人读书应举方可实现。绍兴周氏诗书传家，对子孙教育十分重视。鲁迅六岁时，入周家自设私塾读书，由叔祖周玉田开蒙。遵祖父旨意，除习字、对课之外，还要读《鉴略》（按：《鉴略》又名《五字鉴》，明代李廷机所撰。廷机，字尔张，福建晋江人。他根据我国古史资料，编成《鉴略》，流传数百年，是影响深渊的蒙学读物。据清人翻刻者邹梧桐所云：“有明李廷机先生，胸罗全史，手著《鉴略》，自皇古以乞宋元事迹，举其大纲，略其小目，俾读者开卷了然，俨与历世受命之主，赓扬一堂；更可喜者，句调叶律，有类诗歌，与人可诵可读，一部二十一史之要领也。”此书特点已见一斑。此书大略是以五言诗句韵文的形式，按时代顺序将我国上自远古传说，下至元明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简单扼要的总述和概括。全书仅万余字，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甚得旧时读书人喜爱，并成为蒙馆中与《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并列的蒙学读物），这无疑为鲁迅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玉田师家中藏书丰富，使鲁迅眼界大开，兴致盎然。年十一，入绍兴城内最为严格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三味书屋原称“三余书屋”，取义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即董遇所云“为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意即要人们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发愤为学。后寿镜吾祖父寿峰岚将“三余”改为“三味”，意为“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醯醢”。其意乃读书如美味佳肴，必不可少。书屋不大，但极古雅。正中上方所悬“三味书屋”匾额，为清朝著名书法家梁同书所题。与之相呼应者有楹联—副：“至乐无声唯孝弟，太羹有味是诗书。”书屋正中，八仙桌一张，高背椅一把，那是寿镜吾先生的讲台。四周沿墙摆放着书桌七八张，为学生座位。
    寿镜吾，名怀鉴，生员出身，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宿儒。按鲁迅的回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一生厌恶功名，自考中秀才后，便不再应试，终身以坐馆授徒为业。鲁迅称赞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 博学的人”。他教书极为认真，对学生要求也极为严格。
    鲁迅优游于拥有如此厚重文化积淀的场所，前后长达五年之久。对一个儿童而言，三味书屋的读书生活枯燥乏味，每日“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而小鲁迅求知欲望极强，除完成先生规定功课外，还熟读《四书》、《五经》、《唐诗》和汉魏六朝辞文，背诵了不少其他古典文学作品。此外，尚能遍索课外书籍来读，如《尔雅音图》、《癸巳类稿》、《诗画舫》、《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等。鲁迅读书，并不死记硬背，而是注重理解和掌握。他曾制作一张小巧精美的书签，两端剪贴着红色花纹图案，中间写着十个端正的工笔小楷，曰“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夹于书中，每读一遍，从上往下抽盖掉一字，读过几遍，便能倒背如流。因读书皆按“三到”之法，所以比别人学得快，学得好，为此常得到先生称赞。
    鲁迅不但阅读量大，且能融会贯通，深受寿镜吾先生器重。鲁迅回忆说：先生最初“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一次，先生以“独角兽”寻对，同学中有对“二头蛇”、“三脚蟾”者，也有对“百脚虫”、“九头鸟”者，唯鲁迅根据所学《尔雅》，以“比目鱼”对，先生大加赞赏， 说：“‘独’非数词，但有‘单’之意；‘比’亦非数词，但含有‘双’之意，可见是用心才对出来的。”
    此间，鲁迅还练就了一手出色的毛笔字。每当正午习字，鲁迅总是先用铜制镇纸圈压在宣纸之上，然后用笔蘸着铜墨盒的墨汁，一笔一画，认真工整地写下去，因字写得好，每次先生作业批下来，就数他“红鸡蛋”圈得最多。三味书屋的人文底蕴，使鲁迅受益匪浅。得以在此处积累下丰富的文化知识，为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厚重的基础。
    综上所述，翰林渊源与遗传天赋，家庭变故与世态炎凉，地域文风与家族风气，为一代文豪打下了的成功的必要基础，这一切使得鲁迅后来决定改弦易辙进入文学领域后，从一开始便身手不凡，如鱼得水，很快成长为一代文豪。此时此刻抚今追昔，令后学如我等者只能徒发望洋之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