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公孟頫画像

赵体楷书字帖

赵公孟頫行书《陋室铭》局部

赵公孟頫草书《千字文》（局部）

赵公孟頫《鹊华秋色图》

后世审视百年元史，多有持“瓦釜雷鸣，斯文扫地”之论者。然于冥冥暗夜，竟有一道幽光闪电，划破长空，这便是“元人冠冕”赵孟頫先生。其以睿智文采、神笔妙墨，为普济天下苍生，延续中华文明，贡献至大，光耀汗青。现就所知予以展示，冀就正于同道方家。

一、屈身仕元 建功立业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鸥波，又号松雪道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乃元代著名书法家，与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齐名，并称楷书四大家；亦为著名画家，地位成就，居元代所有画家之首。然作为元朝之“翰林学士承旨”即首席翰林官，官居一品，其于政治、经济、学术等诸多领域，皆颇有作为，史有明书。殆因书画冠绝，出神入化，乃至伟业丰功，反被丹青盛名所掩。

据《元史·赵孟頫传》载：赵孟頫，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至元二十三年（1286），侍御史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见。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顾之喜，使坐右丞叶李上。时方立尚书省，命孟頫草诏颁天下，帝览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二十四年，授兵部郎中。由此可见，孟頫受元世祖忽必烈知遇之隆，信任之深。

与以往王朝更替不同，元朝乃第一个由非汉族创立之大一统政权，并曾一度采用原始、粗陋之手段，对中原及江南广大地区，实行野蛮统治。其废止科举达三十余年，后虽恢复，但仍朝令夕改，形同虚设。而素以清高自许、才学立身之华夏儒生，进取之路、入仕之阶被无情阻断，徒呼奈何。叹息之余，只得困而修德，以观时变。时至至元二十三年（1286），世祖忽必烈从程钜夫之谏，诏访江南遗民。南人士夫，终于得见天日，时来运转。据元史《程钜夫传》载：“（至元）二十三年，见帝，首陈：‘兴国建学，遣使江南搜访隐逸。御史台、按察司，并益参用南北之人。’帝嘉纳之。”“钜夫又荐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晞颜、孔洙、曾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变故骤至，颇费思量，不仅事关富贵贫贱，甚至关乎生死存亡。然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南宋遗民，或不为所动，或中途折返，老死荒野，全节以终。如文及翁、何梦桂、曾子良、祝泌、章德茂、孙潼发、孟文龙、陈允平、宗必经、吴澄等。正所谓人各有志也。

以血统而论，孟頫乃宋太祖十一世孙，其父名与訔（1213-1265），早年仕宋，宦游镇江、隆兴（南昌）、临安（杭州）、平江（苏州）诸地，颇有政声；后卒于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之任。孟頫之母丘氏，乃侧室偏房，且孟頫十二岁时，父竟见背，丘夫人萱堂训教，对其成长影响之深。其父甫逝，尝督之曰：“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觊成人，吾世则亦已矣！”语罢，泪下沾襟。孟頫由是刻厉，昼夜不休。性通敏，书一目辄成诵。未弱冠，中试国子监。而元成宋祚，丘夫人则预言：“新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对其日后出仕新朝，学以致用，无疑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至元末年，世祖于大方针政，多有更张。改制后之元朝，于社会性质方面，与前朝并无本质不同。忽必烈崇儒尊孔，明令“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对汉族士阶层之招揽，力度甚大。而细究孟頫心灵深处，先儒“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理想，萱堂“新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期待，世祖之厚待与推崇，使其超越传统士夫所标榜、尊奉之“君辱臣死”、“从一之节”、“夷夏大防”等窠臼，得以佐君王，扶社稷，济苍生，封侯列土、青史留名。折射出孟頫昂扬进取的处世风格、经世致用之价值指向。

孟頫以才学立身，不屑推诿。于论辩造钞事时，其直言曰：以银为本，虚实相权。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四者为值，虽升降有时，终不大相远也。由此可见，其对货币与商品之间关系，认识透彻，不亚今人。后奉诏，与尚书刘宣驰驿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并得授权，凡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可予鞭笞。孟頫受命而行，直至还京，不笞一人。表现出对野蛮行径之抵制。而权相桑哥，乃色目人，暴虐粗野，辄发淫威。钟初鸣时，即坐省中，六曹官后至者，则笞之，孟頫偶后至，断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诉于都堂右丞叶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其廉耻，教之节义，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孟頫为保证官员体面，维护人格尊严，有礼有节，以柔克刚，对推动元朝政治文明化进程，作用至大。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至元二十七年（1290），突发地震，京师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伤数十万，世祖深忧之。时驻跸龙虎台，遣阿剌浑撒里驰还，召集贤、翰林两院官，询致灾之由。议者畏忌桑哥，以“修人事、应天变”为对，莫敢语及时政。先是，桑哥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逃山林者，则发兵捕之，皆莫敢阻止。孟頫与阿剌浑撒里甚善，劝之奏劝世祖，大赦天下，蠲除税赋，则天变可弭。阿剌浑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从之。诏草已具，桑哥怒，谓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钱粮未征者，其人死亡已尽，何所从取？非及是时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钱粮数千万归咎尚书省，岂不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获苏。

孟頫为官生涯中，最值称道之事，乃扳倒权相桑哥。孟頫深知，桑哥乃朝廷大患，必铲除之。遂与奉御彻里曰：“帝论贾似道误国，桑哥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上所亲信，无逾公者。夫损一旦之命，为万姓除残贼，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彻里至帝前，数桑哥罪恶，帝怒，命卫士批其颊，血涌口鼻，委顿地上。少间，复呼而问之，对如初。时大臣亦有继言者，帝遂按诛桑哥，罢尚书省，大臣多以罪去。为民除害，为国分忧，实赖孟頫之慧焉。

《中庸》有云：“极高明而道中庸。”孟頫深谙“过犹不及”|、“居安思危”之理，故而行事低调，不作威福。帝欲使孟頫与闻中书政事，孟頫固辞，有旨，令出入宫门无禁。每见，必从容语及治道，多所裨益。孟頫自念久在上侧，必为人所忌，力请补外。至元二十九年(1292)，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时总管阙，孟頫独署府事，官事清简。后数召入京，多为文事。至大三年，召至京师，以翰林侍读学士，与他学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拟进殿名，议不合，谒告去。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仁宗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讲学士，迁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仁宗对孟頫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

仁宗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孟頫尝累月不至宫中，仁宗以问左右，皆谓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赐貂鼠裘。
当初，孟頫以程钜夫荐而入仕。及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门，而后入院。时人以为衣冠盛事。六年，得请南归。仁宗遣使赐衣币，趣之还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1321），英宗遣使即其家，命书《孝经》。二年，赐上尊(祭祀法器，笔者注)及衣二袭。是岁六月，卒于吴兴故里，年六十九。追封魏国公，谥文敏。其一生历经世祖忽必烈、成宗铁穆耳、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剌等五朝，眷顾不衰，寿终正寝。个中甘苦，唯自知之。

二、苦心孤诣兀立书坛

回首数千年书法史，孟頫无疑是元代最享盛誉之书家之一。《元史·赵孟頫传》载：“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推崇盛赞，溢于言表。不仅书法，孟頫集诸艺于一身。其通音律，精鉴赏；擅诗词，清邃奇逸；能属文，行云流水。就书法而言，其以真书、行书造诣最深、影响最大。

孟頫一生勤奋，相传，其能日作楷书万字，“下笔神速如风雨”。宋元书家，多仅长于行、草二体，而孟頫却能诸体皆精，几无短板。楷书尤佳，法度谨严。如《三门记》，结体宽博深稳，运笔圆润酣畅，最适合选作习字之帖。其所书碑版亦多，几不可胜计。举其荦荦大者，《洛神赋》、《道德经》、《胆巴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四体千字文》等，皆入神品。

书道高深，不可测也，即使临池不辍，如醉如痴，亦须至年高笔老，方得炉火纯青。审视赵氏晚年书作，已近于出神入化之境。如延佑三年（1316）《胆巴帝师碑》、延佑六年（1319）《仇锷墓志》、延佑七年（1320）《福神观记》等，然皆楷书之类，足可展示其功力。而若思考察才具、感悟性情，则必观其行书、草书也。孟頫晚年之作《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乃即兴之作。此时，作为落霞映衬之白发渔樵，其已无欲无求，无拘无束。故而信笔拈来，平心静气。行中兼草，方圆并用，潇洒纵逸，而不逾成规；信马由缰，又张弛有度；圆活遒媚，而不落轻浮；深沉儒雅，却凛然有象。无论风格、韵味、意趣，均堪称完美，书坛独步。翌年，孟頫溘然长逝，此《疏》可视为其完美谢幕之绝笔。当年名士胡长孺叹之曰：“子昂书，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竟一语成谶，岂止五百年，转瞬之间，七百载时光忽焉而过，书坛再无赵松雪。

而能得此般造诣，必有缘由。举其首要，乃旁参诸家，博采众长。明初大儒宋濂，于跋孟頫所书《浮山远公传》中有云：“赵魏公之书凡三变，初，临思陵（宋高宗）；中，学钟繇及羲、献；晚，乃学李北海。”可大致勾勒出孟頫习书之轨迹。然真正使孟頫超越唐宋诸家之动力，当是其对二王之仿效与推崇。
有元一代，因相去不远，“宋四家”之苏黄米蔡，对当时书坛影响甚大，书家大多望尘而拜，亦步亦趋。而“尚意”书风，使书坛歧途亡羊，渐失法度。孟頫颇不以为然，暗思超越。随年齿及阅历加增，愈发推崇“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其有云：“右军字势雄强，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而羲之诸帖，孟頫首崇《兰亭》。认为：“兰亭者，新体之祖也，然书家，不学兰亭，复何所学！”不仅临摹，且深研细究，琢磨感悟。透过其所书《兰亭十三跋》，即可略窥其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如此这般，孟頫得以一步步登上高峰。

品评书家地位，不仅要观其作品之优劣，更应考察其对理论之贡献。孟頫之书论，见解精到，多有妙评。其有云：“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尤其在如何尽快提高水准方面，孟頫更有过人之论：“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况兰亭是右军得意书，学之不已，何患不过人耶。”用今人之语诠释，即“偶像之作用巨大，认可谁，推崇谁，将来就最有可能成为谁”，信然。

孟頫对书法之贡献极多。首先，孟頫以毕生追求，纠正宋人之弊，重新树立法度之威严，使古典书风重登正位，不仅主宰元代书坛，且直接影响到明代以降乃至当今之书法取向。孟頫曾任翰林学士承旨，即明清时期之翰林掌院，属于翰苑前辈，名士翘楚。其书风对明清翰林影响甚巨，乃明清时期馆阁书体之基础。馆阁体，亦称台阁体，属于正楷，始创于明永乐朝之翰林侍讲学士沈度。考其渊源，简言之曰“欧底赵面”，即欧阳询之底蕴，赵孟頫之面目。讲求“乌、方、光”，一笔不苟，法度谨严；点画巧妙，转折分明；提按精准，运笔沉实；线条轻重有法，收笔落笔依度；无论是撇捺、转折、勾挑，均中规中矩，贴切自然。明清制诰，皆用此体，庙堂气象，望之凛然。时至明末，董其昌（1555—1636）横空出世，雄踞翰林。然对三百年前之老前辈赵孟頫推崇备至，赞不绝口。书法则刻意仿效，如出一辙。至清康熙朝，圣祖酷爱董其昌，至乾隆朝，高宗又推崇赵孟頫，因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书家皆尊奉赵、董，以为典范；而科举优胜者又多入词林，词林中人便成引领书风之翘楚也。若云明清以降，书家皆孟頫再传弟子，虽有言过其实之嫌，却大体近之矣。

三、以书入画丹青妙手

有元一代，于绘画领域，孟頫亦是泰斗级人物。其作品题材广泛，人物、鞍马、山水、花木、竹石、禽鸟，不一而足；笔法细腻，皆成妙品。而书画同源，其画风亦以复古为追求，以前贤为引领，兼师造化，旁参众妙，融汇贯通，自成一格。文人画，以意境为上。往往是综合素质之集中体现。其于诗、文、书、乐等诸多方面之涵养，踏遍青山、南来北往之阅历，对其绘画风貌、艺术理念必然产生深刻影响。

元代，蒙古贵族秉政，骏马备受青睐，英雄骐骥生死相依。孟頫多取人物鞍马为题材，当在情理之中。以技法而论，孟頫画人物鞍马，多尊唐人传统，刚健华美并重，工笔写意结合，画面廓达，设色正雅。其有云：“宋人画人物，不及唐人远甚，予刻意学唐人，殆欲尽去宋人笔墨。”“吾自幼好画马，自谓颇画物之性。友人郭信之尝赠余诗云：‘世人但解比龙眠，那知已出曹、韩上。（永君按：龙眠指宋代画家李公麟，曹、韩则为唐代画家曹霸、韩干也）’曹、韩固是过许，使龙眠无恙，当与之并驱耳。”（参见《书画汇考》）可见孟頫早有师法唐人之意识与超越宋人之自信。

再如其所绘《浴马图》，有奚官九人，骏马十四匹，画面廓达，布局开阔。虽姿态各不相同，然皆自在悠闲，形神兼备。而画中人物，或赤足，或裸背，年齿、容貌、动作，皆颇具个性，生动自然。或牵马缓行，或泼水洗马，可体现主人视马如命之情怀。再看画中背景，水面深阔，蒹葭苍苍，与平迤蜿蜒之岸坡，遒劲古朴之树木，融成一体，十分协调。其用笔精准爽利，用墨浓淡得宜，湖水之清澈，衣纹之飘逸，马鬃之舒展、景物之远近，皆跃然纸上，惟妙惟肖。

山水画，乃水墨画中表现力最强，最见功力之画种。孟頫所绘山水，有仿古与创作两类。前者以《鹊华秋色图》为代表，后者以《水村图》为典范。仿古之作多写实；自创之作则多虚构。而其画风之终极指向，乃追求古意，以集大成；旁参诸家，而自成一体。

孟頫习画，入手甚早，然盖因未睹古人传世名作，故画艺不甚了了。仕元之后，久居大都，有缘得见内府及私人藏品，因而大开眼界。晋之顾恺之，唐之王维、李思训，五代之董源，北宋之王诜等，星汉灿烂，目不暇接。无不心仪神往，大受启迪，师古人之念顿生，师造化之心已决。

作于元贞元年（1295）之《鹊华秋色图》，乃孟頫以自然古朴为基，向温润清雅迈进之经典名作，亦是其青绿山水趋于成熟之标志。此作取材于济南北郊鹊山、华不注山实景，熟记于心，挥笔而就。画中一山高耸，一山低伏，山间古木成林，土地平阔；水系交织，瓦舍俨然；蒹葭芦苇，随风摇曳；渔夫村翁，劳作其间；画中人物，或举网，或撑篙，平和萧散，与世无争。画面左方，尚绘有羊群，俯首觅食，萧然自处。给观者以潇洒出尘之想。此画虽写北方山水，却大有江南水乡情趣。点景设色，颇取董源《夏山图》笔意。然于皴法，则独创“荷叶皴”，使东山更见峻拔。而设色则以青绿与浅绛相结合，协调浑一，清雅温润。而无关现实，唯依理想。明显带有诗词情怀，美文格调。

孟頫新创作品中，则以作于大德六年（1302）之《水村图》技法最为精妙。此作取材于江南水乡，然不拘泥于具象，突出主观感受，着力写意抒情。画中景物，农舍三五处，竹林六七丛；天高水阔，空气澄明；山不高而有势，水弗深而浩渺，安静闲逸，宛若桃源。以寄托倦于宦海烦恼、崇尚宁和萧散之心灵追求。其技法则突出源于书法之“重笔”，用以突破南宋院派“重墨”之画法成规。对元代绘画审美风格之形成，大有促进作用；同时亦是元初山水画从“重景”趋向“重情”，由繁复趋向简率的代表作之一。

水墨画，素有匠人画与文人画之分。而文人作画，多以枯木竹石为大宗。孟頫所绘枯木竹石，多取宋人笔法。以文同、苏轼及族兄赵孟坚为宗，多写竹之潇酒，石之峥嵘，枯木之奇崛。不求形似，首重意韵，借以标榜清高意向与独立人格。

仕元之后，孟頫辄纠结于羞愧自艾与万般无奈之间。只能出淤泥而不染，处浊世而自清。画竹便成其坚贞忠直之自喻也。

孟頫难能可贵之处，乃对绘画理论之贡献，即“以书入画”之法。其于《秀石疏林图·跋》有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此诗和集中折射出孟頫之艺术观点与欣赏趣味，以及其将书法与绘画技法相互结合之意愿与追求。而将书法之用笔技巧，融入画法之中，于丰富、加强绘画之表现力，有大助焉。此外，孟頫不仅注重强调绘画与文学之关系，尚且留意绘画之道德境界与文化精神，使之蕴含更为丰赡、浑厚之文化气息。将清丽高华之精神，尽情宣泄于创作过程之中，留痕于绘画作品之上。

四、夫妻情笃比翼齐飞

赵孟頫另一令人称羡之处，乃家庭美满，夫妇情深。其早年入仕南宋，未遑娶妻。后神州陆沉，天崩地解。再被强征仕元，凄惶悲苦。年逾而立，尚未成家。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佳偶绝配，近在眼前。

孟頫故里吴兴，云蒸霞蔚，毓秀钟灵；青山秀水，颇多佳丽。绮罗丛中，有一奇女子，姓管名道昇，乃名相管仲之后，高门望族之裔。小字仲姬，生于南宋景定三年（1262），乃孟頫故里之人。才资出众，聪慧明敏；性情开朗，仪雅多姿；因家无昆仲，其父不得已将光耀门楣之望，寄予女郎。故自幼得以读书习字，能文善书，词章翰墨，无所不能。尤擅丹青，墨竹、梅、兰皆精，兼工山水，笔意自带清绝，墨韵有凛然之气，自成不卑不亢之格。观其书，读其词，阅其画，似水柔情中，款款皆丈夫气也。然因气傲心高，周边俗士虽众，却皆难入法眼，故年过二旬，仍待字闺中。相传，仲姬尝为瞻佛寺手绘《修竹图》于壁，气韵飞动，雅致脱俗，里人赞不绝口。孟頫往观，由衷钦佩。便作《修竹赋》，以表敬意，兼展才情。诗曰：

“猗猗修竹，不卉不蔓，非草非木。操挺特以高世，姿潇洒以拔俗。叶深翠羽，干森碧玉。孤生太山之阿，千亩渭川之曲。来清飙于远岑，娱佳人于空谷。观夫临曲槛，俯清池。色浸云汉，影动涟漪。苍云夏集，绿雾朝霏。萧萧雨沐，袅袅风披。露鹤长啸，秋蝉独嘶。金石间作，笙竽杂吹。若乃良夜明月，穷冬积雪，扫石上之阴，听林间之折。意参太古，声沉寥泬。耳目为之开涤，神情以之怡悦。盖其媲秀碧梧，托友青松。蒲柳渐弱，桃李羞容。歌籊籊于卫女，咏淇奥于国风。故子猷吟啸于其下，仲宣息宴乎其中。七贤同调，六逸齐踪，良有以也。又况鸣嶰谷之凤，化葛陂之龙者哉!至于虚其心，实其节，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则吾以是观君子之德。”

诗成，孟頫以楷书恭录，呈上一阅。对于名列“吴兴八骏”之孟頫，仲姬早有耳闻，今见诗书俱佳，遂萌连理之意。可谓上苍惠顾，水到渠成。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仲姬至大都，殆于是年与孟頫结为连理。始于相互倾慕，得以琴瑟合鸣。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同心同德、相敬如宾，堪称空前绝后之佳侣、天造地设之绝配。此后，仲姬与郎君相互切磋，书法画艺，更上层楼，其行楷风格，与孟頫颇相似，所书《璇玑图诗》，笔法工绝。晴竹新篁，为其首创。且精于诗，有幸读之者，辄称道不已。因元英宗追赠赵孟頫为魏国公，妻管氏为魏国夫人，“管夫人”之世称，即源于此，并以其书法成就，与东晋女书法家卫铄“卫夫人”，并称“书坛两夫人”。

孟頫栖身元廷，虎狼环伺，如临深渊，处世唯谨；而仲姬与郎君相依相伴，执手同行，且同归佛门，敬奉三宝。因其诗文冠绝，书画皆精，周旋于嫔妃命妇之门，与之相互唱和，同赏丹青，知雄守雌，如履薄冰。

据《管道昇墓志铭》载：“尝画墨竹及设色竹图以进，亦蒙圣奖赐内府上尊酒。尝谒兴圣宫皇太后，命坐赐食，恩意优渥，受知两宫，可谓荣矣。”有道是“妻贤夫祸少”，孟頫历事五朝，树大招风，却一直有惊无险，全身而退，仲姬护佑之功大矣哉。

然而，人到中年，多有变故。仲姬“玉貌一衰难再好”，而孟頫虽已年届五旬，却百无聊赖，春心萌发，竟生纳妾之想。因难以启齿，值得一小曲，以表心迹，撰罢，置于夫人房中。其曰：“我学士，尔夫人。岂不闻，王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暮雪、朝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有何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

仲姬阅毕，百感交集，然在此关键时刻，不宜严声厉色、更不可逆来顺受，随即撰《我侬词》曰：“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通观全篇，柔中带刚，有礼有节，成为表达伉俪情深、夫妻意笃之千古绝唱。当孟頫读罢，惭愧莫名，纳妾之念立绝矣。

仲姬深知郎君内心苦闷，辄劝其辞官归里，颐养天年。尝作《渔父词》以明志。其一曰：“遥想山堂数树梅，凌寒玉蕊发南枝；山月照，晚风吹，只为清香苦欲归。”其二曰：“南望吴兴路四千，几时闲去云水边？名与利，付之天，笑把渔竿上画船。”其三曰：“身在燕山近帝居，归心日夜忆东吴；斟美酒，脍新鱼，除却清闲总不如。”其四曰：“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风吟月归去休。”

孟頫深以为然，和之曰：“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木落五湖秋。盟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向往闲逸、自由之恬淡生活，鄙夷凡俗尘功名利禄之心声溢于言表。

人行万里。落叶归根。回首往事，唏嘘不已。转眼卅年，年近古稀，报国之志，酬得几何？正如其弟子杨载所云：“人知其书画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经济之学也。”与其说继续做御用画师、御用文人而消磨时光，不如直挂云帆，散发而去。

人至高年，愈加怀旧。思乡之情，老而弥笃。延祐六年（1319），仲姬旧病复发，文宗遣太医救治，亦不见起色。仲姬思乡心切，决意南归。孟頫终于获准辞官，夫妻相伴，比翼双飞。前路漫漫，旅途遥遥，行船于运河之上，桑梓近在眼前。五月初十，仲姬却病入膏肓，气息奄奄，竟未能得见故土，客死舟中。空留给孟頫浩浩伤心之水，孤雁失偶之悲。爱妻长眠吉壤，孟頫悲痛欲绝，亲撰墓志铭曰：“:东山之原，夫人所择；规为同穴，百世无易。”如此抉择，如此约定，爱意深深，情谊绵绵。数年后，孟頫去世，众子女依双亲遗愿，将二人合葬一处，相伴长眠，直至永远。

仲姬不仅长于相夫，且娴于教子。萱堂懿训，春风化雨。乃至风清气正，诗书传家。孟頫次子赵雍，字仲穆，以以书画扬名于当时。其承继家学，谨受法度，孟頫尝为幻住庵写《金刚经》未半，雍足成之。其联续处，人莫能辨。有子三，以仲子赵麟最为知名。麟早年入太学，廷试以第二名登进士第。大明一统，以御史出任莒州知州，清藻若冰雪。善画人马。亦能山水，亦善书，秉承祖父孟頫书体，惟妙惟肖。其画作《春山图》、《洗马图》，皆传世珍品也。

孟頫三子赵奕，字仲光。隐居不仕，日以诗酒自娱。亦以书、画知名。工真、行、草书，虽不脱孟頫家法，而行墨结字，微有不同。尝作大士像。

孟頫外孙王蒙，字叔明，号黄鹤山樵。长于山水画，受孟頫影响，兼师董源、巨然，集诸家之长并自创风格。作品以繁密见胜，重峦叠嶂，长松茂树，气势充沛，变化多端；喜用解索、牛毛皴，干湿互用，寄秀润清新于厚重浑穆之中；苔点多焦墨渴笔，顺势而下。兼攻人物、墨竹，兼擅行楷。与黄公望、吴镇、倪瓒合称“元四家”。存世作品有《青卞隐居图》、《夏山高隐图》《丹山瀛海图》等。皆入神品，藏着宝之。

家学渊源，乃中华古代文化传承重要一途，文化世家往往占有明显优势，同时亦承担重要使命。孟頫、仲姬得结秦晋，携手同行，鸾凤集庭，大木参天。乃至群星闪烁，名士叠出。更可映衬仲姬之高风厚德、教子有方。

余论

名满天下者，亦往往谤满天下，赵孟頫即为典型。然于其驾鹤西归已近七百年之当今时日，设身处地，审慎思量，笔者有心声数语，奉与诸君：

一、吾中华素以文化立国，而不拘泥于血统。入主中原而认同华夏者，则不可久以夷狄论之。元廷建政伊始，以武立国，人分四等，贱视斯文，黄钟毁弃。然文化强大，润物无声，时移世易，势比人强。世祖忽必烈遍访名士，搜求遗贤，对孟頫激赏有加，以礼相待，不可谓不真诚也。孟頫以“南人”之身，前宋宗室，得以历事五朝，官居一品，且全身而退，寿终正寝，表明蒙元之世，并非凄风苦雨之漫漫长夜，尚有星稀月明，良辰美景在其间也。

二、元世祖忽必烈对中华文化之推崇，对文化精髓之感悟，不亚中原诸帝，甚至有过之。孟頫以其才情气宇，仪表风范，瞬间即得以赢得其心，足证其悟性超迈，胆识非凡。既有识才之能，更具惜才之心。且就民族性格而论，北人之直率豪爽，用人不疑，表里如一，爱憎分明，客观上一直在为暮气沉沉、阴柔弥漫之中原古老文明注入活力。

三、有元一代，疆域辽阔，差异明显，蒙古贵族之粗放管理，导致文化多元，束缚松动。纵观孟頫一生，视野之阔，涉猎之宽，远胜前朝。而能于文化学术层面无拘无束，信马由缰，且于众多领域苦心孤诣，上下求索，承上启下，传承文明。作为翰林前贤，兼具为国分忧、著书立说，赋诗填词，金石书画，堪称全才、通才，传世佳作，美不胜收，令后世突发望尘之叹。名之曰“元人冠冕（董其昌语）”，孟頫受之无愧。

四、屈身仕元，向为孟頫受诟病之污点，然至元改制后，政权性质已于前朝大体近之。一干名士恪守名节，老死荒野，固然可敬，而以才报国，为民请命，亦不失为明智之举。且因其心存愧疚，内心纠结，唯以文学艺术创作，以为宣泄。真乃太史公“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高论之典型验证。

五、就公德而言，孟頫平生所为，或可见仁见智，而就私德而论，其重友孝亲，爱妻护子，奖掖后进，待人真诚，几无懈可击。于传统社会实难能可贵，即使比之当今，以足令诸多须眉为之汗颜。

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苛求古人者，宜先自审。出言唯谨，推己及人，温情敬意，不可或缺。对于被名缰利索深深困扰之吾辈而论，能仿效孟頫而得其万一者，亦堪称不枉来一世焉。
 

永君按：此文为约稿，乃经意之作；已发表于《北京文史》2015年第2期。原题为《“元人冠冕”赵孟頫》，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