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前期的政治和文教领域，曾活跃着一位前清翰林，名傅增湘。他曾任民国教育总长，力倡男女平等，在天津创办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女子公学，开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他慧眼识书，遍访全国藏书大家，广聚天下古籍，搜罗善本无数；建成名动天下的“双鉴楼”，藏书达20余万卷；他以校勘、重印古籍为己任，一生校书800种，计1.6万余卷，影印善本书百余种，播惠后人。时人有著名教育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之誉，真可谓名至实归、功德无量者也。
    一、倦怠仕途喜藏书
    傅增湘，字润沅、沅叔，号双鉴楼主人，晚号藏园老人，清同治十年（1872年）出生于四川泸州江安县的一个官宦家庭。祖诚，曾任河北通判；父世榕，曾任河北藁城及怀安知县。增湘髫年即随生父出川，赴天津受学。天资聪颖，学而不厌；志在科举，连考连捷。光绪十四年〔1888年)，应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继而入保定莲池书院受业，更见精进。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公车赴京，金榜题名。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增湘获戊戌科二甲第六名进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傅增湘，字叔和，一字润沅，四川江安人。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直隶提学使。当然，这是指其在清亡前的官职。
    此前六年，即光绪十八年（1892年)，其长兄增淯先已考中进土，亦选翰林院庶吉士。其后六年，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次兄增渭又中进士。因而“一门三进士两翰林”，号称“江安三傅”，时人荣之。
    庚子之难后，清廷迫于形势，加快了革新步伐。袁世凯如鱼得水，乘时而兴，罗致人才，志在不小。增湘获编修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应邀入世凯幕府，负责协助办理文教事务。三十一年（1905年），在天津创办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女子公学和高等女学等三所女子学堂，并亲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总办，开中国女子学校教育之先河。三十四年（1908年），增湘又于北京兴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并担任第一任总理（即校长），同时兼任直隶提学使。在任三年期间，大力推广小学教育。又在保定、天津、邢台、滦州等四县创设初级师范学堂，为全省充实和储备师资竭尽心力。
    辛亥十月，武昌事起。军政府成立，形成对峙局面。南北双方各派员议和，北方代表团以唐绍仪为首，增湘参与其中。然议和未成，国步已改。民国初立，世事纷纭。增湘心灰意懒，辞职而退居津门。闲来无事，渐生收藏古籍之癖好。1917年，增湘应内阁总理王世珍之邀，出任教育总长。任内，积极整顿全国各级学校，尤重推广师范及实业教育。他认为，当务之急乃培育专门人才，于促成徐悲鸿等有为青年出国留学，出力甚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乃策源之地，招致当局嫉恨。北洋政府竟起解散北京大学之意，增湘坚决反对，并提出辞职以示抵制。北京大学虽得以保全，然校长蔡元培为保护被捕师生愤然辞职出京，增湘也因反对镇压学生和拒签罢免蔡元培命令而辞职。此后，他定居北京石老娘胡同，贮书于宅旁园中，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名其园为“藏园”，自号“藏园居士”。因对官场心灰意冷，增湘自此专心于收藏图书，校勘典籍，开始了作为访书藏书大家的生涯。
    二、遍访名家聚典籍
    从家族传统方面考察，傅氏先人原本就有藏书之雅，其善本藏书元本《资治通鉴音注》一部，即为传世之物。此番增湘光大传统，独具慧眼，加之有些财力，人脉通达，故而能够后来居上，收获甚丰。他毕生勤于访求，流连于京城琉璃厂、隆福寺等大小书肆，甚至连街边书摊，亦不放过。他视野开阔，着眼于江南文风兴盛之地域，每年必专程到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寻书访友。每每得知善本所在，无论远近，必求一得；倘即使一时资力不及，亦必求一睹，果有价值，则暂借以勘校之。
    1916年，增湘从前清两江总督端方手中，收得南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盐茶司刊本《资治通鉴》，与自藏元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俪为双鉴，遂将其藏书楼命名为“双鉴楼”，以示纪念。两年后，增湘于清末宗室翰林、国子监祭酒、著名诗人盛昱家中，偶见南宋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此书为盛氏藏书之冠，是南宋内廷遗留下来的一部最为完整的古籍写本。其书笔法清劲，有唐人写经风格，桑皮玉版，玉楮朱栏，并钤有内府玺印，为古籍中罕见珍品。从南宋至清末，于内府保存700余年。民国初年流落民间，被盛昱收藏。增湘得见此书，爱不释手，魂牵梦萦，难以忘怀。1928年初，忽有书商在北京琉璃厂出售此书，由于要价奇高，他人皆望而却步。而增湘闻讯，兴奋不已。然一时难以筹措巨资，便毅然将自家珍藏之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箧卖出，以购得此书。自此，《洪范政鉴》取代《资治通鉴音注》而成为“双鉴”之一。
    早在清末，傅增湘便对古籍颇为留意。在参加南北和谈期间，他曾以百金购得宋版书《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一部，这也是他生平所购首部宋版古籍，自然十分珍爱。后增湘与著名翰林、版本目录学大家张元济相识。他遂请张鉴定此书。张观后遗憾地表示，此书为曾被馆臣删改得面目全非的清四库进呈本。听罢此言，增湘深为自己的百两黄金而痛惜，也为自己学识浅薄而惭愧，更为能结识张元济而深感庆幸。从此，他与元济结为密友。元济对增湘日后收藏、校勘帮助极大，增湘则在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影印大型古籍善本方面给予了鼎力支持。二人引为知己，在收藏、校勘、保管、影印古籍等方面多有合作成果，时人有“珠联璧合”之誉，并不断有书信来往，以交流心得。1983年，《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面世，辑录了二人40余年间30余万字的有关古籍收藏、校勘方面的书信，见证了真名士之间醇厚的文字之交。
    限于财力，增湘无力广收传世善本。但因慧眼独具，悟性超人，故而常于不为世人所取的旧书中发现沉晦多年的秘籍精品。某年，一书商从山西收来景祐本《史记集解》，在津出售，而当时京津一带藏书家均认为该书乃明代京国子监本，价值一般。辗转数年，无人问津。后被增湘以平价收得，却价值连城。文物收藏界得识此书真正身价，皆后悔不迭。
    增湘性豪爽，喜交游。同时代邓邦述、袁克文、周叔弢等藏书家均与之有密切交往。他们或互通有无，或相互馈赠，或代为搜书，并终将清末收藏家端方、盛昱、徐坊、景朴孙、李鸿裔、唐翰题、吴重熹、缪荃孙、费念慈等藏书大家的精品先后收归双鉴楼。经过数十年努力，增湘收藏珍贵善本、孤本之多，举世无匹。双鉴楼所藏，计有宋、金刊本约150种，4600多卷；元刊本数十种，3700余卷；明刊本及各名家抄校本3万卷以上，总计收藏达20万卷以上。成为继陆氏皕宋楼、丁氏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翟氏铁琴铜剑楼之后，藏书界的又一后起之秀。    
    三、殚精竭虑校古书
    与其他藏书家有所不同的是，增湘不仅藏书，且能校书，并以校勘与传播为己任。增湘手中，善本、孤本极多。因此，他每校一书，必兼收众本，以采众家之长，有时一本书要校上数遍，其间反复推求各版本之间的优劣与流变，并详细记录下校勘经过。为校勘群书，增湘数十年间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著名图书馆与藏书楼。1927年，增湘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为了解日本收藏中国古籍情况，于1929年亲赴东瀛，遍观日本宫内省图书馆、内阁文库、岩崎氏静嘉堂、前田氏尊经阁所藏宋、元刻本，从而对日本藏书情况了如指掌。
    增湘认为，人生在世，总要做些有益之事，而校书就是对人类文明极有益的一件大事。早在中举之后，他便可是有校书之雅好。自辛亥年后，他曾规定每天至少校书30页。若白天时间不够，便延至夜间，以致校书成痴，“数十年来曾无经旬之辍”。他谈道，世间善本珍籍无数，以一人之力，不可能全部收藏，但每见一书，可借来对校一次，其作用甚至胜过书归自家收藏。为此，增湘晚年，仍终日伏案校书，甚至通宵达旦。千卷巨著《文苑英华》，就是他在70岁后才得以校勘完成。自1893年至1944年，增湘伏案50余年，校书800种、16300卷。其校书之专精，于历代藏书家、校勘学家中极其罕见。
    增湘还是近代成果卓著的目录学家。每得一书，必撰写题跋一篇，每见一善本，必撰写一条书录。其所撰《双鉴楼善本书目》4卷、《双鉴楼藏书续记》2卷、《藏园群书经眼录》19卷、《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23卷、《藏园群书题记》20卷、《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卷、《藏园游记》16卷等均已公开出版。共计450万字。在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谬误，穷搜宋代刻工姓名、避讳字样等方面，均为可靠而又翔实的资料。此外，尚著有诗、文、游记若干卷，皆存稿未刊。
    傅增湘深嗜校书，他规定自己每日必校书三十页，酷暑严寒，日夜伏案校书。如一千卷的巨著《文苑英华》，就是他70岁后所校的，仅校记就写了数十万字。他认为，世间善本珍籍无数，一人不可能全部收藏，但每见一书就借来校对一回，其作用要胜过书归自藏。他一生校书约一万六千余卷。他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版本学家和目录学家，每得一书必撰写题跋，见一善本必篆写书录。其藏书题识，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误差，穷搜追踪宋代刻工姓名、避讳字样等资料，作为版本鉴别之佐证。由于他学问深厚，所作的藏书题记常发人所未发，详人所不详，开以往目录学家所未开。
    傅增湘颇具开明风范，与秘藏善本不肯示人的藏书家大不相同。他更乐于传播古籍，不仅靠个人集资刊刻了《双鉴楼丛书》、《蜀贤丛书》以及《周易正义》、《资治通鉴》等近十种自己收藏的善本古籍，还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提供古籍善本数十种影印出版，极富盛名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便有多种底本取自双鉴楼。
    此外，他还曾促成过一次保护国宝的义举，即阻止《平复帖》流失海外。西晋大书法家陆机《平复帖》真迹，属超级国宝。上有宋徽宗赵佶泥金题签以及“宣和”、“政和”两方御印，距今已一千七百多年。其为草书演变过程中的典型书作，最大特点是隶意犹存，又无隶书之波磔分明，字体介于章草、今草之间。细观此帖，秃笔枯锋，刚劲质朴，整篇文字格调高雅，神采清新，字虽不连属，却洋洋洒洒，令人赏心悦目，字里行间透露出书家的儒雅与睿智。时至清代，此帖辗转流入恭王府。1937年，恭王后裔溥心畲先生丧母，欲出让《平复帖》以供丧事之需。一些前清遗老，如阿联、孟锡圭、朱蓬寿以及末科状元刘春霖等，纷纷致函心畲，对《平复帖》易手表示惋惜。并建议丧事可否从俭，《平复帖》可否暂押盐业银行。同时，又托增湘向心畲转达“此帖为祖传，还是留在本族为好”的意见。其实他们十分担心此宝像恭王府出让的唐韩幹《夜照白图》那样流失海外。但溥心畲决意售帖，已无回旋余地。临近1938年除夕之某日，增湘在火车上邂逅老友、古董收藏大家张伯驹。并将此消息告知伯驹。伯驹当即决定请增湘做中人，最终以四万光洋购下此帖。《平复帖》到手，伯驹自然十分珍爱；增湘当然也乐于一饱眼福。除夕良夜，张伯驹与傅增湘一起守夜，所伴之物便是陆机的《平复帖》真迹。伯驹不惜倾家荡产，购得国宝，历经艰险，悉心呵护，并于新中国成立后将其献与国家，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四、倾其藏书献国家
    增湘爱书如命。双鉴楼藏书除为更新流通而不得不少量售出外，绝大多数均保存完好。1944年春，73岁的傅增湘突患脑血栓，半身瘫痪，卧病在床，傅家生活日渐窘境。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为维持生计，不得已陆续将一直视如家珍的景祐本《史记》、宋蜀本《南华真经》等出售，以维持生计。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谈道：“不能终守，自古已然。吾辈际此乱世，此等身外物为累已甚。兼以负债日深，势非斥去一部分不可。”令人遗憾的是，他收藏的宋刻《后汉书补志》、《魏书》等善本，在出售后便流失海外。痛心之余，遂决定将自己16000余卷古籍捐赠北京图书馆，并遗命家人，将其珍藏的“双鉴”捐献国家。
    北平和平解放后，张元济先生探望了重病中的增湘先生，并致函中共领导人，望能对增湘先生予以关照。当新政府委派专人持函前往探望时，他已于1949年10月20日病逝于藏园家中，享年七十有八。安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增湘逝世后，家人遵其遗嘱，将包括“双鉴”在内的宋、金、元善本，明、清精刻、名钞、名校本及傅氏手校本，捐赠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著录傅氏所藏善本书共计280余种。后又将另一批古籍计3.4万余捐赠故乡四川，现藏于重庆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增湘先生如若有知，当含笑于九泉之下矣。
    饮水思源，感慨良多。每当我们手执古籍，优游其中时，便应想起曾为无数读书人造福的老翰林，没有他的努力，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善本可供查阅，没有他的辛劳，我们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功在当世，惠及千秋，这就是增湘先生毕生追求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