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为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律需求，《刑法》授予了包括自治区在内的省级人大对其规定进行变通的权力。但有学者认为，刑法变通权是自治立法权，如将其赋予(非自治区的)省人大实施，就剥夺了省内自治州和自治县人大的权力，不适当地扩大了省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也有学者认为，犯罪和刑罚属于全国人大的专属立法事项，《刑法》的授权规定与《立法法》的规定相冲突。本文指出，对《刑法》进行变通的权力并不属于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的自治立法权范畴，包括自治区在内的省级人大的刑法变通权是基于《刑法》特别授权而产生，而非基于自治立法权;依据《宪法》和《立法法》的具体规定和基本精神，规定犯罪和刑罚的《刑法》虽只能由全国人大制定，但并不排除可授权其他主体对其规定进行部分变通，扩大被授权者的权力是授权立法的合理结果。《刑法》的授权规定违宪的观点不成立。

关键词：《刑法》;民族自治地方;省级人大;刑法变通;

作者：田钒平(著)(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来源： 《民族研究》 2014年 第1期

中图分类号：D924